高兴地回答：“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俩现在是法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因此，我们就要利用这些权力。
“从现在开始，请你坐在书桌后面，拿一个记录本把我说的记下来。把我原来的秘书调走，或者暂时休假，等我需要他时再回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你既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秘书，二者兼而为一。你到库房里去拿一只行军床，放在这里，还要被单和枕头、漱洗和剃胡子的用具；再从食堂去拿一只咖啡壶，还要储备一些咖啡和白糖，我们大概要用很多很多咖啡。
“你再去找电话交换台，告诉他们要用十门外线电话，专供这个办公室使用。如果他们借故推托，立即向布维埃本人报告。对于我们这里提出的任何要求，就用我的名义，直接找有关部门的头头。我们很走运，对于其他所有部门而言，我们这个办公室享有优先权。你准备一份备忘录，由我签字抄送今天参加会议的各部门领导人，宣布你是我的惟一助手，有权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在我能分身的情况下，这些要求则由我本人提出。明白了？”
卡龙记完了以后抬头问道：“明白了，头儿。我今天晚上就办这些事。最先办哪一件？”
“电话总机。我要一个好样的，要他们中最得力的接线员。往行政处长家里打电话，以布维埃授权的名义讲话。”
“好。你要他们先干什么？”
“我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七个国家刑警部门首脑的电话。幸而以前在国际警察组织的会议上，我和他们大都已经有了私人友谊。在有的国家我还认识他们的副手。找不着这个就找那个。
“这些国家是：美国，也就是华盛顿国内情报处；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南非，打到家里或打到办公室都成。
“当你与他们一个个地联系上以后，请再接通国际警察通信站，让我和他们在明天早晨7点到10点联系。每次要有20分钟谈话，最好第一个与美国接通，这是因为时间差的关系。与国际警察通信站联系，要向每一个指定接电话的人预约好，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他们自己的国际通信室内通话，必须用通用的高频率，我们个人与个人之间讲，不准有人窃听。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只许他们自己听到。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法国，也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明天早晨6点钟，给我一张对七个国家预先约定对话的时间表。”
卡龙看了看他记录下来的几页纸，似乎有点迷惑，说：“头儿，我都记下来了，让我开始工作吧！”
克劳德·勒伯尔离开办公室上楼。
走向楼梯时，远处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响起了午夜的钟声，表示法国开始进入8月12日的凌晨了。
第十一章
直到午夜前，森克莱·德·维劳本才回到家里。在这以前，他花了三个小时小心翼翼地写了一份关于晚上在内政部开会的报告，以便第二天早晨爱丽舍宫的秘书长一到办公室，就能看到这份报告。
他写这份报告时，感到特别不安。他曾经撕毁了两份底稿，直到写好第三稿后，他才感到满意，然后由他亲自打字，把报告打好。他已经很久不习惯于自己动手打字了，他对于这种累人的打字工作很烦。但是为了不让秘书知道这些事实——报告中有一段他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个人的名字，他希望领导能重视他的报告。如果幸运的话，秘书长读了这份报告后，再过一个小时，报告就会放到总统的书桌上，那对他将有莫大的好处。
他特别小心地选择恰当的措词，借以暗示作者对于那么重要的有关保护国家领袖安全的大事，竟然交给警察大队的一个警官办理深感忧虑。他在报告中表示非常不信任那个警官，因为那个人的能力只能对付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案件。
但他也不愿写得太过分，因为勒伯尔也有可能找到那个刺客。但如果勒伯尔没有完成任务，那么他就可以说他在挑选勒伯尔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怀疑了。
此外，他确实不喜欢勒伯尔。在他的眼里，勒伯尔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矮个儿。在报告里他有这样的词句：“无疑，他没有做出过像样的成绩。”
他对自己写的前两份底稿再三考虑以后，认为最为有利的观点还是不要去推翻今天在会议上的任命，因为这是参加会议的人全体的决议。此外，反对这项任命也必须提出特殊理由。
他决定密切注意全部行动过程。由于他是总统的一个秘书，他认为，在他有责任在侦察工作进行得不理想的时候，第一个清醒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正当他考虑该如何考核勒伯尔的功效时，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桑根纳蒂告诉他，部长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每晚10点举行会议，听取勒伯尔的进度汇报。这个消息使森克莱非常高兴，这下正中下怀。只要白天在家里稍稍搞一点背景材料，他就一定能够向侦探进行有力的、贴切的提问，以此向他人表明，至少爱舍丽宫总统秘书处的人员头脑清醒，看清了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其实，私下里他认为刺客没多少下手的机会，即使真有刺客存在，总统的保安措施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他本人在秘书处的职责之一，就是计划总统公开露面时的组织工作和他的行动路线。由于具备如此坚强有力而且计划缜密的安全措施，他并不太担心有什么外国枪手能穿透这样的屏障。
他打开自己房间的前门，听见新搞来的情妇从卧室里发问：“亲爱的，是你回来了吗？”
“是呀，宝贝。当然是我呀！你闷得慌吗？”
她从卧室里跑出来，穿着一袭黑色透亮的娃娃式睡衣，领口和底边都镶着花边。从开着的卧室门里反射出来的灯光，映出她那少妇的窈窕身段。像往常一样，森克莱一见到他的情妇，就产生一种自鸣得意的满足感：她，居然会属于他，而且如此热恋他。
她用裸露的双臂抱住了他的脖子，长时间地亲吻他。他一边抓着他的公文包和晚报，一边尽可能地报以同样的热情。
当他们终于分开时，他说：“去吧，上床去，我就来。”他拍拍她的屁股让她快去。她蹦蹦跳跳地回到卧室，往床上一倒，四肢摊开，双手叉在脑后，胸部高高耸起，眼里闪出一阵阵诱人的目光。
森克莱进房来满意地看着她。她挑逗地冲他笑笑。
两周以来的相处，使她了解到只有最露骨的挑逗和滛荡，才能刺激这位朝臣。心底里，杰奎琳像初次相遇那天一样地恨他，但她逐渐意识到他以他的多嘴多舌弥补了他精力的不足，他特别乐于炫耀的是他在处理爱丽舍宫事务方面的重要地位。
她低声说：“快点，我需要你。”
森克莱笑得真高兴。他脱了鞋，把它们放在衣架边；跟着是上衣，上衣口袋里的东西仔细地倒出来放在梳妆台上；然后是裤子，细心地叠好搭在衣架横档上。他的细长腿从衬衫下面伸出来，像两根白色的带毛的毛线针。
杰奎琳问道：“干吗耽误你那么长时间呀？我等了多半天了。”
森克莱郑重其事地摇摇头。“亲爱的，当然是用不着你操心的事。”
“你真讨厌。”她装着生气突然侧过身去，背对着他，弯着腿。当他望着屋子那边她那披在肩膀上的头发，她那件短睡衣已遮不住的丰满的臀部，他那解领带的手指头都不听使唤了。5分钟以后，他可以上床了，手指还在扣着绣有姓名的丝睡衣的扣子。
他挨着她直直地躺在床上。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
“我以为你想和我睡觉呢！”
“你根本没有向我解释。我又不能往你办公室打电话。我在这儿躺了好几个钟头了，担心你也许出了什么事。你从来没有不打电话就回来这么晚。”
她翻过身来平躺着看他。他一只手撑着，另一只手伸进了她的短睡衣里。
“是这么回事，宝贝，我忙极了，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得在回家以前理出个头绪来。我挺想打电话的，可是人们还在工作，一直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好几个人都知道我太太不在家，我如果通过总机打电话就会露马脚了。”
“亲爱的，我愁了一晚上，我想不会发生多大的事呀，害得你都不能打电话告诉我晚回来。”
“好了，现在不用发愁啦。”
她笑了，用另一只手把他的头搂过来，咬咬他的耳垂。
“看样子‘秘密军队组织’还和总统没个完呢。”他说，“今天下午发现了这个阴谋。已经有了对付的办法。我就是因为这事才耽误回家的。”
杰奎琳稍稍吃了一惊。
“别说傻话了，亲爱的，这些人早就收拾干净了。”她说。
“哪儿收拾干净了。现在他们雇了一个外国刺客想法杀他。”
半小时以后，森克莱·德·维劳本上校睡着了，脸半埋在枕头里，由于辛苦而轻轻地打着呼噜。杰奎琳躺在他的身边，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那上面有几块地方透过两扇窗帘间的小缝，反射出街上的亮光。
她听到的事使她目瞪口呆。虽说她事先不知道任何计划，但她明白，科瓦尔斯基的交代是何等事关重大。
她静悄悄地等待着，直到床边的夜光钟指到凌晨两点，她轻轻地下床，把卧室的电话分机插头拔掉。
她走出房门，轻轻地把卧室门关好，经过起居室，到了会客厅里；走进去后，把门关好，她用会客厅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等了几分钟，有一个睡意正浓的声音接电话。她很快地说了两分钟，得到了回答后，就搁下话筒。一分钟后，她又回到床上，想法让自己睡着。
这天晚上，欧洲五个国家，加上美国和南非的警察局管刑事的头头，都被巴黎的长途电话叫醒了。多数人因为睡意正浓，所以都不高兴。西欧大多数国家的时间和巴黎相同，刚过午夜，华盛顿时间则是晚上9点钟。当电话打到华盛顿时，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部门的头头正在参加一个晚宴。卡龙试了三次，才和他联系上。但是他们的对话被隔壁房间客人们的喧哗声所干扰了——宴会还正在进行着，但对方已经听清楚了，并同意在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10分，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电话室里和勒伯尔通电话。巴黎时间是上午7点10分。
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和德国的刑事警官看来都是在家的好丈夫。他们也一个个地被吵醒，听了卡龙几分钟的讲话后，都同意在卡龙所建议的时间，和勒伯尔进行对话，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
南非的范·鲁伊斯不在城里，天亮之前也回不了总部，所以卡龙找了他的副手安德生。
快到4点时，接通了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家里的电话。床头电话机响个不停，他气得直嘟嚷，伸手摘下听筒说：“曼林逊。”
一个声音问道：“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
“是我。”他把肩膀上的被单抖落掉，看看表。
“我是法国国家司法警察署警官路西安·卡龙。我代表克劳德·勒伯尔专员和您通话。”
这个声音说着准确但口音很重的英语，非常清晰。现在电话线路显然很空。曼林逊皱着眉头，心想，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
“什么事？”
“我想您认识勒伯尔专员吧，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想，勒伯尔？啊，对了，小个子，曾是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头头。人不出众可是极有效率。两年前那个被害的英国游客一案，他帮了好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迅速地抓住凶手的话，报界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他冲着电话说：“是的，我认识勒伯尔专员。有什么事？”
他的妻子莉莉被说话声所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哝哝。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件，同时也要求高度保密。我协助勒伯尔专员办理此项案件。这是一件极不平常的案件。专员希望今天上午9点请你在你们警厅的通讯室和他进行直接通话。你能到场和他通话吗？”
曼林逊考虑了一会儿。
他问道：“这是警方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如果是的，他们可以用国际警察组织的普通线路，因为在警厅里，早晨9点将是最忙的时刻。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的。这是专员本人求助于你，请你给予缜密的协助。所发生的问题可能跟苏格兰场毫无牵涉，很可能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作为正式要求归档。”
曼林逊又考虑了一下。他生性谨慎，并不想牵涉进外国警察部门的秘密调查中去。但如果出现了犯罪事件，或者罪犯逃到了英国，那又另当别论。即便如此，又何必这么诡秘呢？但是看来勒伯尔需要老伙计联络网的帮助，这正是组织老伙计联络网的目的啊！
“好的，我接这个电话。9点钟。”
“太感谢你了，曼林逊先生。”
“晚安！”曼林逊放下听筒，把闹钟从7点拨回6点半，又睡下了。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接黎明时，一个中年的中学教师在一个狭小发霉的单身汉套间里踱来踱去。他周围的一切都杂乱无章：书籍、报纸、杂志和手稿摊满了桌子、椅子和沙发，甚至摊到屋子另一头角落里小床的床罩上。在另一个四进去的角落里，洗碗池里堆满了没洗的碗碟。
他这样来来去去地踱方步，令他感到烦躁的并不是那一团糟的卧室，自从他放弃掉中学校长这个职位以后，同时也失去了一套很舒适的住宅和两个男仆，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他的麻烦问题并非为此。
当东方破晓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拿起一张报纸，眼睛移到国际版的第二条新闻。标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被围在罗马旅馆里”。当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下定了决心，穿上一件薄薄的风雨衣，出门了。
他在街上找到了一辆正在兜客的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往北火车站。司机把车停在车站前，他下车等汽车开走后，又走到马路对面，走进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电话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到咖啡馆的后间去打电话。问讯台给他接通了国际台，他询问一家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60秒钟以后他得到了回答，放下听筒就走掉了。
他在街上走了100米左右，拐进另一家咖啡馆，又使用了一次电话，这次他向问讯台打听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电话的通宵邮电局。正如他所料到的，人家告诉他从干线车站拐弯就是。
他在邮电局要了刚得到的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没提旅馆的名字，颇为紧张地等了20分钟才叫通。
他对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说：“我想和普瓦蒂埃先生通话。”
对方问：“哪位先生？”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蒂埃，普瓦蒂埃。”
“谁？”
“法国人，法国人……普瓦蒂埃……”
“啊，对，一位法国先生。等一等，请等一会儿……”
一系列的咔嗒声之后，一个疲劳的说法语的声音答话了：“什么事……”
他恳切地说：“听着，我没有时间多说话，拿一支铅笔记下我所说的一切。现在开始。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临死前说了话，结束。都记上了吗？”
“是的，我会转告的。”对方回答说。
瓦尔米搁上电话听筒，匆匆忙忙地付了钱，溜出了邮电局。一会儿工夫，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出来的人群中了。这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巴黎的街道已经逐渐热起来了。不出半小时，早晨的面包香味和磨咖啡豆的香味，将要被各种车辆排出的废气、人身上的汗臭以及发了霉的烟味所代替。在瓦尔米离开邮电局两分钟后，有一辆汽车开到了邮电局门口。边防检查站的两个人从汽车上下来，急忙走进邮电局，要求接电话的服务员描述一下刚才打电话那个人的模样，但得到的回答几乎适用于任何人。
在罗马，马尔克·罗丹于7点55分被楼下值夜班的人摇着肩膀叫醒。他立即惊醒过来，半个身子下了床，摸着枕头底下的枪。当他看清叫醒他的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的相貌时，才放松下来，哼了一声。他朝床头柜看看，知道反正也睡过头了。在热带地区多年的生活，使他惯常醒来的时间比这会儿早得多。
罗马8月的骄阳早已高高地照在屋顶上。几周以来的怠情，晚上靠玩纸牌消磨时光，过量的劣等红葡萄酒，聊胜于无的锻炼活动，所有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他懒散、困倦。
“来了个口信，上校。有人刚打电话来，好像特别着急。”
军人从便条本上撕下一页，上面记着瓦尔米那些支离破碎的词句。罗丹看了一遍记录就跳下了铺得薄薄的床铺。他在腰上缠了一条棉布纱笼，这是他从东方带回来的习惯。然后，他又看了一遍记录。
“好了，走吧！”罗丹挥挥手，军人离开房间回到楼下去了。
罗丹紧张地在心里边咒骂了好几秒钟，把手里那张纸捏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
当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头两天，他曾想过这个人大概开小差了。最近一个时期，组织里有些人叛变，因为他们开始认为“秘密军队组织”已经遭到了失败，谋刺戴高乐并把他从法国总统的职位拉下来的打算也没希望了。他总以为科瓦尔斯基会永远忠于组织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不知为什么偷偷地溜回了法国，或者在意大利被人骗走了。可能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
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员难过。因为他罗丹所树立起来的战士和指挥员的形象，有一部分就靠着他对部下所表现的极大关切。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未曾充分估计士兵多么赞赏这种品德。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能够想象出他是在什么境遇下死去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立即追忆一下科瓦尔斯基能招供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见，那家旅馆的名字，这些他都说得上来。三个参加会见的人，这对法国保安总局来说也不算新闻。可是关于豺狼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不会在门外偷听，这是肯定的。他可以告诉他们：有一个浅黄铯头发的外国人来见过他们三个人。这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外国人可以是个武器商或者是个捐款人。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呀。
但是，瓦尔米的口信使用了豺狼这个代号。这是怎么回事？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呢？
突然之间，罗丹惊恐地回想起分手时的场面。他和英国人站在门道里，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站在走廊上几步远的地方，因为英国人居然发觉了他躲在角落里，正在大生其气。他这个行家竟让另一个行家杀了威风，他倒要较量较量，几乎想动手了。当时，罗丹说的是什么？“晚安，豺狼先生。”就是如此，真他妈的该死，科瓦尔斯基一定听到了。
经过反复回想以后，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不可能知道这个刺客的真名实姓。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瓦尔米的消息是对的，现在保安总局手里有科瓦尔斯基的招供，看来我们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他们知道这次会议，这个旅馆，也可能他们已经跟这家旅馆的服务员谈过话了。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形，还有他的代号，无疑他们会和科瓦尔斯基一样，猜想这个人是个刺客。从此以后，戴高乐周围的安全措施将会加强；他将取消一切公开露面，并限制爱丽舍宫的出入，避开一切可能被刺的场合。这样，这次行动计划就算是告吹了。他打算和豺狼联系，把预付的钱要回来，只给他一些已经买东西所花的钱以及这段时间内应该付给他的费用就可以了。
现在得马上处理一件事，必须紧急警告豺狼停止行动。罗丹仍然保持着一个指挥员的习惯，他从不派任何人去执行绝对不会成功的使命。
他把他的保镖找来，向他详细说明要求。自从科瓦尔斯基离开以后，他让这个保镖每天到邮电局去取邮件，必要的时候由他去打电话。
9点钟，保镖到了邮电局，要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20分钟以后，那头的电话才接通。接线员示意法国人到隔音间去接电话，他拿起筒时，接线员放下了她的听筒。他倾听着一部英国电话机“嗡嗡……”的铃声，却没有人来接电话。
这天早上，豺狼起得挺早，因为要做的事很多。昨天晚上，他已经一再检查和重新装过他的三个箱子，现在只剩下手提袋里要装的海绵包和刮脸用具。他照例喝下两杯咖啡，洗脸、冲澡、刮脸，把剩下的这些梳洗用具收拾好以后，他合上手提袋，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门旁。
他在套房小巧玲珑的厨房里做了一顿方便的早餐：炒鸡蛋、橘子汁和更多的咖啡，就在厨房的桌子上吃了。作为一个整洁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进下水道，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了倒进下水道。喝掉了其余的橘子汁，把空罐头扔进垃圾筐，和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咖啡渣一起倒进了垃圾管道。这样，在他离家期间，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腐烂发臭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他选了一件薄薄的开领丝织衫，一套浅灰色西装，口袋里装着杜根名字的证件和100英镑现钞，深灰色袜子和瘦长的黑便鞋。这一套行头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就装备齐全了。
9点15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两件，关上套房的撞锁门走下楼，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伦敦机场，二号大楼。”他告诉司机。
出租汽车开动了，这时，套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直到10点钟，那个军士才回到旅馆，报告罗丹他花了30分钟试图接通伦敦的电话号码，可是没有成功。
安德烈·卡松听到了军士对罗丹的报告，等到把军士打发回警戒哨位后，他问道：“怎么回事？”这两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正坐在他们套房的客厅里。罗丹从内插袋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卡松。
卡松看了以后传给蒙克雷，两个人望着他们的头目，等待回答。
但罗丹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烤得灼热的罗马屋顶，眉头紧锁，思考着。
卡松终于又问：“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罗丹简短地说：“今天早上。”
蒙克雷断然地说：“你得制止他。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来追捕他。”
罗丹镇定地说：“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浅黄铯头发的外国人。8月份在法国的外国人有100万之多。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长相和护照。作为一个行家，他可能用假护照。他们离抓住他还有一大段距离呢。假如他给瓦尔米打了电话，他会得到警告。他能够及时抽身。”
蒙克雷说：“他如果打电话给瓦尔米，当然会得到终止行动的指示。瓦尔米将会给他下达命令。”
罗丹摇摇头。“没有授权瓦尔米这样做，他的任务是从姑娘那里收听情报，当豺狼来电话时把它传达给他。这是他的任务，不能干别的事。”
蒙克雷反对说：“但是他自己必须认识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必须在第一次与瓦尔米通话后，立刻离开法国。”
罗丹想了一会儿说：“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但如果这样，他应该把钱退还给我们。我们也还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内，我想这完全要根据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大的信心。”
卡松问道：“照你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罗丹说：“坦率地说，没有什么希望了。但他是个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个行家，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个人是不肯轻易撤销自己的计划的。”
卡松反对说：“想办法通知他撤销吧。”
罗丹最后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经走了，已经着手进行了。他要这样做，而且已经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以及他将怎么干，他完全独立自主地干。我也不打算通知瓦尔米让他去转告豺狼停止行动，这样做的话，将会使瓦尔米倒霉。现在没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动了。已经太晚了。”
第十二章
还不到早晨6点，克劳德·勒伯尔就回到他的办公室。看见卡龙卷起了衬衫袖子，紧张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
在他面前放了几张纸，上面有不少手写的记录。办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柜上放了一个电热咖啡壶，正在冒气，不断地散发出咖啡的香味；旁边放了许多纸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这些都是晚间由食堂送来的。
在两张桌子之间的墙边，放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了一床军毯。字纸篓已经倒干净了，放在门边的椅子旁。
窗子都打开着，卡龙喷出来的烟雾从窗口飘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圣塞尔庇斯教堂的尖顶上。
勒伯尔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在椅子上。虽说他只有24小时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龙一样疲倦。
“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查了十年来的一切材料。只有一个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经打算在这儿下手。这个人叫德盖尔德，他已经死了。另外，他属于‘秘密军队组织’，我们档案上记了他的账。可以推测，罗丹一定会选择一个与‘秘密军队组织’毫无关联的人，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十年来，除了士生土长的那类人以外，只有四个按合同杀人的刺客在法国试过身手，我们抓住了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些黑社会的刺客，根本没有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份能耐。
“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现在正进行彻底的复查，暂时还没有收获。可是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可能没有这个人。罗丹在雇用他之前，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
卡龙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喷出一口烟雾，叹了口气。
“这样一来，我们只能靠国外那头了？”
“完全正确。这种类型的人必然在别的地方受训并取得经验。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记录，不然怎么能证实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干掉的也许不是总统，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会头子大得多的人物。这意思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定是这样。你怎么安排的？”
卡龙拿起一张纸，右边开有名单，左边是一列时间表。
他说：“七个人都安排好了。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7点10分，就是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10分。这在美国已经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鲁塞尔是7点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点，波恩是8点10分。与约翰内斯堡的联系时间是8点半。苏格兰场9点。最后罗马，9点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脑吗？”勒伯尔问道。
“或者是相应地位的人。苏格兰场找的是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先生。看来他们在都市警察局里没有设凶杀处。除此而外，对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着范·鲁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长官安德生通话。”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
“这很好。我宁可找安德生，我们合作办过案子。还有一个语言问题，他们中间有三个人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人说法语。其余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也准能说英语……”
卡龙插嘴说：“那个德国人迪特里希，会说法语。”
“好吧，那么我用法语和这两个人直接谈。另外那五个人，你得在旁边用分机给我当翻译。咱们该动身了，来吧！”
6点50分，这两位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无奇的绿门前停下。这里是国际警察组织的总部。
在地下室的通讯室里，勒伯尔和卡龙足足花了三个小时靠在电话机旁和世界头等的破案专家通话。在这座建筑物的屋顶上，看来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天线，把高频信号发射到三大洲，一直到达另一座顶上高高耸起的铝杆顶。
它的波长和干扰器使谈话不会被截听。当全世界的人们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后一杯酒时，侦探对侦探进行了对话。
每次打电话，勒伯尔的请求都基本相同：“不，长官，目前，我还不能以两国警方正式调查的方式来请求你的协助……当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简单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把握，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呢，还是已经处在实地准备阶段……现在只是泄露出一点情况，目前还纯属例行公事……我们在搜捕一个我们极不了解的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大致的外貌特征……”
他对每个人都尽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难堪的是，在谈话的末尾，每一位外国同僚都问，为什么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究竟能根据什么线索提供帮助？每到这时候，电话的另一端都只好暂时地沉默着。
“是这样，无论这个人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必须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刺客……不，不是一个黑社会的枪手，而是一个政治凶手，还颇有几次成功的记录。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档案上是否有这样的人，也许他从来没有在你们国内犯案，或者你们忽然想到的任何这类人物。”
在电话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才接着说下去。到这时，这个声音才更沉稳和更关切。
勒伯尔明白，西方各国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门首脑，绝对不会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在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当然，当然，我们将为你查遍所有的档案，我尽量在今天就给你回音。啊，克劳德，祝你走运！”
当勒伯尔最后一次放下无线电话听筒时，他猜想的是，还要多长时间这七国的外长甚至总理就会觉察到事态的发展，也许用不了多久。关于这一类事件，即使一个警察也得向政治家汇报。他敢担保这些部长们会保守机密。归根结底，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超脱于政治分歧之上的稳固的默契。他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统治者的俱乐部。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会团结一致，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一个政治刺客的动向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调查如果为公众所知，被报界披露出去，它将震动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惟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当然，如果能只限于警官们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逊的。
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逊一定会向他的上级报告。仅仅在七个月以前，戴高乐在1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粗暴地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当时伦敦外交部所发布的政治通讯中的措词，即使像勒伯尔这样一个不搞国际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强烈反对法国总统的。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准这个老头子报仇雪恨呢？
勒伯尔在已经没有声音的电话机面前看了一会儿，卡龙在旁边望着他。
勒伯尔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说：“走吧，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再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会有什么事的。”
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皱紧眉头，放下电话听筒，走出去时连一个进来值早班的青年警察向他敬礼都没看见。他走进自己那相当宽敞的办公室，眉头仍然紧皱着，望着窗外的泰晤士河。
对于勒伯尔所提出的请求，以及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请求，曼林逊是完全理解的。法国警方一定已经得到一些关于一个目前还找不到的刺客的消息，这件事使他们很为难。勒伯尔曾告诉他，关于这个图谋在今年8月进行活动的政治刺客，目前几乎毫无线索。曼林逊长期在警方工作，对勒伯尔的处境，他是完全理解的。
“可怜的家伙！”当他继续望着窗下缓慢流过的泰晤士河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站在他旁边的私人助理员问道：“您说什么？”这个助理员跟在他后面走进办公室，然后把早晨到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