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到的文件整齐地放在他的桌子上。
“没事。”
助理员退出以后，曼林逊还继续望着窗外。无论他对勒伯尔所处的既要保护他的总统、又不能公开缉拿犯人的困境如何同情，他还有他自己的上司。或早或晚总得把勒伯尔今早的请求告诉他们。10点钟就要开各部门首脑的日常例会，只有半小时了。在这会上他提不提这件事呢？
经过再三权衡，他决定不提，只要以个人名义给部长写一个正式备忘录，点出勒伯尔要求的实质性问题就行了。在必要的时候解释一下审慎行事的必要性，以及不在早晨例会上汇报这事的原因。与此同时，进行不露声色的查询是不会有害处的。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按了一下传话器的按钮。
助理员的声音从隔壁的办公室传来：“什么事，先生？”
“你能来一下吗，约翰？”
穿着暗灰便服的年轻助理员拿着笔记本进来了。
“约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档案局，直接找总督察马克海姆。告诉他这是我的个人请求，目前我还不能说明作此要求的原因。请他在现存档案中查一查我国已知的活着的职业刺客。”
“刺客吗，先生？”助理员的那副惊异样子好像副长官要求的是查查所有已知的火星人似的。
“是的，刺客。重复一遍，不是那种大路货色的黑社会枪手，那些人只有在下层社会的仇杀中干掉个把人的经验或名气。要的是政治刺客，约翰，这些人或者这个人可以为了钱干掉一个戒备森严的政治家或国家要人。”
“听起来这像是该由特警处承办的，先生。”
“是的，我知道，我也想把事情全交给特警处。可是最好先进行一次普查。啊，对了，我希望你想办法在中午前给我回音，行吗？”
“是，先生，我现在就去。”
15分钟以后，刑事部副长官曼林逊在晨会上就了座。
待晨会结束，他再次回到办公室后，先翻了翻信件，把它们推到了一边，又叫副官拿来一台打字机，自己坐下来给都市警察局局长打了一份简要汇报。汇报中简述了清晨打到他家的电话、早上9点在国际警察组织通讯室的私人通话以及勒伯尔所要求协助调查的实质性内容。他空着备忘录的后半截，把它锁进抽屉里，就干起当天的工作来。
不到12点，助理员敲敲门进来了。
“总督察马克海姆刚刚从中央档案局回来。”他说，“刑事档案里显然没有人符合这些特征。下层社会有十七个知名的职业凶手，十个在监狱里关着，七个待在外边，先生。但是他们都为大黑帮干，或者在伦敦，或者在其他大城市里。总督察说没有一个是适合对付来访政治家这份差事的。另外，他也建议交由特警处管，先生。”
“好，约翰，谢谢你，我要的就是这些。”
助理员走了以后，曼林逊从抽屉里拿出完成了一半的备忘录，仍放回打字机上。他在后半段写到：据刑事档案处报告，无法提供适合于勒伯尔专员提出的这类人的档案材料。这一调查将移交特警处的副长官。
他打印出三份备忘录，并在上面签了字。
他把其中一份折叠起来放进写着给部长的信封里，第二份标明“秘密信件”字样，放进保险柜存档，第三份折叠起来放进衣服的内胸袋。他用便笺写了一份电报。
〖收件人：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克劳德·勒伯尔专员
发件人：伦敦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
电报内容：
根据你今日要求，遍查刑事档案未获此类人选资料。将尽速告你任何有价值情报。
曼林逊
交发时间：1963年8月12日〗
这时刚过12点半。他拿起电话向接线员要特警处首脑迪克松副长官的电话。
“哈罗！迪克松吗？我是安东尼·曼林逊。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很乐意，可是我办不到，我午饭只能吃三明治了……今天又是一个那种日子……不，我只在你动身前见你几分钟……好的，很好，我马上就来。”
走出办公室时，他把给部长的信封放在助理员的桌子上。
“我去见特警处的迪克松。你把这个件送到部长办公室去，交给他本人。再把这个电报发给收件人，你用公文形式亲自打出来！”
“是，先生。”
曼林逊站在桌旁看着这个警官浏览了一下电文，见他读到最后时眼睛都瞪大了。
“约翰……”
“先生？”
“请你保守秘密。”
“是，先生。”
“非常秘密，约翰。”
“绝对不说，先生。”
曼林逊对他微微一笑，离开了办公室。助理员又读了一遍给勒伯尔的电报，回想起今天早上替曼林逊向中央档案局进行的调查，心里就明白了，轻声说道：“活见鬼！”
曼林逊和迪克松一起待了20分钟，破坏了迪克松预定的俱乐部午餐节目。他把剩下那份给部长的备忘录的复写件交给了特警处的副长官。
当他准备离去时，又在门边转过身来。
“对不起，迪克松，但这是你那条道儿上的事。如果你问我的话，这个国家里可能没有人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你好好查查档案以后，也许就能打电话给勒伯尔，告诉他我们帮不上忙。老实说，我这次绝对不羡慕他的差事。”
迪克松副长官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英国所有那些古里古怪、疯疯癫癫，说不定会去谋害来访政治家的人，当然也包括那批定居在这里的心怀不满、暴躁易怒的外国人在内。所以他更能体会勒伯尔这时处境的困难。保护本国和来访的政治家免受疯疯癫癫的狂热分子的暗算是桩累人的差事，不过好在这类人都是外行，特警处那些久经锻炼的专业人员是肯定对付得了他们的。
要是自己国家的元首成为一个难对付的前军人组织的暗杀目标，那就更糟糕了。尽管如此，法国人还是搞掉了“秘密军队组织”。作为一个行家，迪克松对他们颇为钦佩，但是雇用一个外籍职业刺客就另当别论了。从迪克松的观点看，只有一点是对他有利的，那就是可能入选的人非常之少。他毫不怀疑在特警处的记录上，绝对没有符合勒伯尔的描述口径的英国人。
曼林逊离开以后，迪克松读了他留下的备忘录，然后召来了自己的副官。
“请告诉侦探长托马斯，我想在……”他看看表，估计了一下已经大大缩短的午餐会占去他多少时间，然后说：“下午2点整见他。”
12点刚过，豺狼到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机场。
他把三只衣箱寄存在候机大厅的自动存放行李的铁柜里，自己只带一只手提包，里面装着他的日用品，还有一包石膏、几包棉花和绷带进城去。途中他让出租汽车停在火车站，自己走进行李寄存处。
他看见那只装着枪的胶木板衣箱仍然放在一星期前他看着管理员放上去的货架上，他拿出他的存放凭证，取回了这只衣箱。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小旅馆。这种旅馆和世界各地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都是差不多的，旅客流动性大，他们也从不探询客人什么问题。
他要了一个房间，用在机场换来的比利时币预付了一晚租金，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进房后他把房门锁好，在洗脸盆里放了冷水，把石膏和绷带都放在床上，并开始工作。
他在腿上涂了石膏，要等两小时后才能干燥。在这段时间里，他把涂石膏的那只脚和腿搁在凳子上，点了一支香烟，望着窗外一排排的屋顶。偶尔用手指去按按还没有干燥的石膏。
装枪支的箱子空了，他把它塞进床底下，又把剩下的绷带和少量石膏重新装进手提包里，这是他留着为修补用的。他又环视了一下房间看是否还留下什么痕迹，然后把烟灰倒到窗外，就准备出门了。
他的腿上包了石膏，看起来真像一个跛子。他走下楼梯以后，注意到原来那个睡眼朦胧的办事员不在那儿，因为正是午餐时间，他可能去吃午饭了。但如果接待室里有人，他还是有可能被看见的。
他向大门外面望了一眼，肯定没有人进来。于是，就把手提包捧在胸前，弯下腰，迅速地走出旅馆。正值夏季，大门是敞开着的，一离开接待室职员的视线，他就直起腰来。
他很艰难地一拐一拐地走下石阶，沿街走到十字路口，找到了一辆出租汽车，又回到了飞机场。
他手上拿着护照，走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口，一个姑娘笑着接待他。
他说：“两天前有一个名叫杜根的旅客，预定了一张去米兰的飞机票，有吗？”
姑娘查了一下当天下午去米兰的售票情况，这架飞机再过一个半小时就要起飞了。她看了他一眼说：“社根先生，有的。飞机票是预留了，但没有付钱。你现在就付吗？”
他付了现款，拿到了飞机票。姑娘告诉他再等一小时会通知他上飞机的。
因为他腿上包着石膏，瘸得很厉害。一个热心的搬运员走过来帮助他从寄存柜里取出三只衣箱，交给意大利航空公司托运。然后到了海关，由于他是个出境旅客，所以只看了一下他的护照。还剩下一小时，他就到旅客餐厅里吃了一顿午餐。
他这个受伤的跛子引起了不少人对他的关怀。从候机大厅出来，他被送上一辆汽车，直送到飞机跟前。看他步履艰难地走上飞机舷梯，可爱的意大利空中小姐欢迎他时更是笑容满面，让他舒舒服服地安坐在飞机中部一组面对面的座位上。她特意指出，这组座位搁腿的地方宽敞一些。
其他旅客在人座时小心翼翼，不去碰他的伤腿。他则仰靠在座位上，坚强地露着笑容。
4点15分，飞机起飞，朝着米兰的方向向南飞去。
在伦敦，英国特警处总侦探长布列安·托马斯在3点钟前走出了特警处副长官迪克松的房间。他觉得浑身不得劲儿。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次热伤风是折磨他最厉害、一最长久的一次，而且因为压给他的这个新差事把他这一天全毁了。
今天早晨，新的一星期刚刚开始，开头他就听说奉命尾随苏联贸易代表团一名团员的人被尾随对象甩掉了；快到中午时，他接到军事情报部五处的一个彬彬有礼的要求，请他的部门放弃这个代表团，这里头的意思十分明白，就是说在军事情报部五处看来，整个事情最好交给他们来办。
到了星期一下午，可就更糟了。对任何警官来说，无论是特警处还是别的什么部门，最头痛的就是可能发生的政治谋杀案。但是从他的上司所交办的任务看，神秘得连个名字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迪克松对他说了一番漂亮话：“没有名字，正好可以一显身手啊！试试看明天能不能搞出点名堂来。”
“一显身手！”托马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咕哝了一声。虽说这次已知嫌疑犯的名单将会特别短，但他和他的部门照样需要花上若干小时查找档案、政治闹事记录、各项判决书等等，就连那些可疑对象都需要查询。从迪克松的介绍中，只有一点比较明确：这个人是一个职业刺客，而不是那种为数众多的疯疯癫癫的狂热分子。
他召来两个侦察官，他让他们和他一样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到办公室报到。他对他们进行的介绍比迪克松的介绍还要短，只告诉他们要找什么，却不说为什么。他认为，法国警方怀疑有一个人要暗杀戴高乐，未必与苏格兰场特警处的机密档案和记录有多大关系。
他们三个人清掉案头的其他卷宗，开始干了起来。
6点刚过，豺狼乘坐的飞机便在米兰林内特机场着陆。那位始终关心他的空中小姐，扶着他走下舷梯，由另一位地面女服务员挽扶着他到候机室主楼。他已把枪支部件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显眼的手提袋里。接受海关检查时，护照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是当皮箱顺着传送带到达海关检查台时，危险性开始增长。
他找到一个搬运工，请他把三只皮箱排成一行。他的手提袋放在它们旁边。一个海关检查员看到他一跛一拐地走向检查台，便走了过来。
“这些行李全是你的吗。先生？”
“呢，是的，这三只皮箱和这个手提袋。”
“你有要报税的吗？”
“没有，没有什么。”
“你是来办事的吗，先生？”
“不，我是来度假的。但是结果却不得不休养一个时期。我想去湖区。”
海关职员对此无动于衷。
“我能看看你的护照吗，先生？”
他递了过去。意大利海关职员仔细察看了护照，还给他时一言不发。
“请你打开这只箱子。”
他指着三只大箱子中的一只。豺狼从钥匙圈上选了一个钥匙打开箱子，搬运工帮着把它放平。走运的是，这是放着供扮成丹麦牧师和美国大学生的衣服的箱子。海关职员摆弄着这些衣服，当然看不出一身深灰色西装、内衣、白衬衫、平底鞋。黑便鞋、风衣和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丹麦文的书也不使他惊奇。书的封面是沙尔特列斯教堂的彩色照片，书名虽然是丹麦文的，但在英文里也是这几个字母，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没有检查重新缝过的贴边，也没有找到伪造的证件。检查如果彻底的话，这些东西就会暴露，但他只是马马虎虎地作了常规检查，他只是在发现可疑现象时才会认真起来。一支步枪的全套部件隔着检查台离他不过3英尺，但他丝毫未有所觉察。他合上箱子，示意豺狼把它锁上，然后迅速地用粉笔在四件行李上都做了记号。他的任务完成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先生，祝你假期愉快。”
搬运工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收下了丰厚的小费。
很快，豺狼就进入了米兰，它那一贯熙熙攘攘的街道，由于正是下班时间，更加乱成一片，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他要司机把他送到中心火车站去。
他在火车站又叫了一个搬运工，一跛一拐地跟着这人到行李存放处。在出租汽车里，他已经把剪刀从手提袋里抽出来放进裤袋。这次他存放的是手提袋和两只皮箱，留下放着法国军大衣的那只箱子，这个箱子里还有些余地。
打发走搬运工以后，他拐进了男厕所，见到便池左边一长列洗手池前只有一个人在洗手。他放下箱子，也开始仔仔细细地洗起手来，等那人洗完手出去后，盥洗室空无一人的那一刹那，他闪进了屋子另一面的一间单人厕所里，倒锁上门。
他把脚放在马桶座上，轻轻凿了10分钟，石膏开始一片片往下掉，露出垫在里面的棉花，他就是靠这个把腿包扎得像真的由于骨折而敷上石膏那样臃肿。
等他把脚上的石膏都除净以后，他把上石膏时用胶条粘在大腿内侧的丝袜和黑皮便鞋重新穿上。他把剩下的石膏和棉花垫子放进马桶。第一次冲水时堵了一半，第二次冲水就全下去了。
他把皮箱放在马桶上，把那一套装着枪支部件的钢管一件件放在大衣折缝里，然后把皮箱的扣带一一扣紧，避免箱子里的东西相互碰撞。然后他合上箱子，看看厕所外边。有两个人站在洗池前，还有两个人在便池前。他出了单间，径直向门外走去，即使有人想注意他也来不及，他已经走上车站大厅的台阶了。
他不能被人注意到刚才还是个跛子，一下又变成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出现在行李存放处。所以他招呼了一个搬运工，解释说他时间紧迫，需要赶快换点钱、取出行李并叫一辆出租汽车。他把行李票和一张1000里拉的钞票塞进搬运工手里，指点他去行李存放处，并说他自己去把英镑换成里拉。
搬运工高高兴兴地点着头去取行李，他把身上最后的20英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刚刚换完，搬运工就拿着三件行李来了。两分钟后，他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以惊人的速度驶过奥斯塔公爵广场，奔向大陆旅馆。
在旅馆豪华的前厅里，他对服务台的职员说：“我用杜根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我想你们还留着吧。房间是两天前用电话从伦敦订的。”
不到8点钟，豺狼已经在房间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淋浴和刮脸。两只皮箱被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衣橱，放着他自己衣服的第三只皮箱打开放在床上。晚间穿的衣服是一件夏季穿的海军蓝轻质纯羊毛上衣，他把它挂在衣橱门上，他的灰色上衣已经交给旅馆服务员去熨烫了，在他面前放着鸡尾酒和晚餐。今晚似乎还很早，明天，8月13日，将是一个很忙碌的日子。
第十三章
英国，伦敦。
在托马斯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侦察官结束了他自己的这部分清查工作，望着他的上司说：“什么也没找到。”
另一个年轻的侦察官也结束了工作，结果也是如此。托马斯自己在5分钟前也已经查阅完毕，此刻他在窗前站着，望着街上的车辆从他的窗前驶过。
他的办公室和曼林逊的办公室不一样，窗外看不见泰晤士河。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只看得到凯德索菲弗街上的车流。他觉得实在累得要死，由于吸烟过多，嗓子发涩。他明知道患了重感冒不该再吸烟，但总是放不下，特别是在神经紧张的时候。
房间里的烟雾使他头疼欲裂，但是当天下午找到的那些人，还需要核对一下，因此就得不停地打电话。每次回电的答复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彻底解决了，有的则不像是会去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一类人。
托马斯从窗前转过身来说：“好啦！就这样吧！我们已经尽力了，调查结果就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符合标准。”
一个侦察官说：“也可能有干这种事的英国人，但他不一定在我们的档案里。”
托马斯气呼呼地说：“注意，他们全在档案里！”一想到在他的领地里，竟然有职业刺客之类的精彩人物未被列名备案，他就不大乐意，再加上伤风头痛，更使他难以心平气和。
另一个侦察官说：“归根结底，政治刺客是一种特别稀有的鸟儿。这个国家也许根本没有这类货色。它不怎么合英格兰人的口胃，对不对？”
托马斯回瞪了他一眼。他宁愿用“不列颠人”来概括联合王国的居民，这位侦察官无意中使用的“英格兰人”这个词儿，使他疑心对方暗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中也许能产生这类人物。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意思。
“成了，收拾卷宗，交还登记处。我去报告说经过彻底的调查，没有发现这种类型的人物。我们只能如此。”
“侦探长，是哪儿要我们查的？”一个侦察官问道。
“你别操这个心了，孩子。看来有人遇到了麻烦，反正不是我们自己。”
两个年轻人收起了所有的材料，走向门口。他们两人都有家室，其中一个这几天随时盼着头一次当爸爸呢，他一直走到门口。另一个却回过头来，在沉思中紧锁眉头。
“侦探长，我查找的时候想到这么个情况。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具有不列颠的国籍，他一定不在这儿下手。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这种人，他也得有个基地。一种类似隐蔽所的地方，可以回来休养生息的地方。在他的本土上，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这是什么意思，一种双重人格的人吗？”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那样一个职业刺客，就像我们今天想查的这类，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么人发动今天这样的调查，而且让你这样级别的人带着干，看来要查的人来头不小。假定如此，他必然在他的领域里干过几桩案子。要不然，他就无足轻重了，对不对？”
“往下说。”托马斯仔细地打量着他说。
“是这样，我想这种人可能只在本土之外采取行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引起国内保安部门的注意。也许情报部门听到过什么风声呢？”
托马斯考虑了一下他的意见，然后慢慢地摇摇头。“忘了吧，回家去，孩子。报告由我来写。你干脆把我们调查的这件事忘了吧！”
但等侦察官一走，他的这个意见却扎根在托马斯心中。现在，他可以写报告了。毫无结果，一张白卷，根据对档案记录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没有什么复查的必要。但是，如果在法国的查询背后确有什么根据呢？假定说，法国人并不是像托马斯估计的那样，只是听到了一句有关他们宝贝总统的流言蜚语就被闹得晕头转向了呢？如果真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只有一点点根据，如果没有迹象说明这人是个英国人，那么他们得用同样的方式查遍全世界。非常可能的是，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刺客存在，而如果真有此人，他必然来自那些拥有长远的政治谋杀历史的国家。可是，假定法国人的怀疑属实呢？万一，这个人真是英国人，哪怕英国只是他的出生地呢？
托马斯一向为苏格兰场的声誉感到自豪，特别是特警处。他们从未遇见过这类麻烦，他们从未让一个外国来访的要人出过什么事。在苏联克格勃头子伊万·谢洛夫来英国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访作准备时，他甚至得亲自出马照料这个狗娘养的俄国佬，因为好几十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和波兰人都想干掉他。可是一枪未放，当时这地方趴满了谢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员，个个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行动。
侦探长布列安·托马斯再过两年就该退休了，他将踏上归途，回到他和梅格买下的可以远眺布里斯托尔河绿波的小房子去。看来还是保险一点好，把一切都查清。
年轻时候的托马斯是一个挺不错的橄榄球队员，很多和格拉摩根队交过手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只要布列安·托马斯当翼锋，就甭打算搞边线突破。当然，他现在年纪大大了，但是他对伦敦威尔士队还保持着强烈的兴趣，无论何时，只要工作走得开，他还去里奇蒙的老鹿苑看他们比赛。他对所有的队员都很熟悉，一场比赛后，总要花些时间在俱乐部房间里和他们聊天。他的名声保证他在这里备受欢迎。
其中有一个队员，别人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托马斯却知道他不只干这个角色。他所在部门是在外交部管辖之下，却又不属于外交部，他是为秘密情报处工作的，在公众之中，有人用不准确的“军事情报六处”称呼他们。他的名字叫贝利·劳埃德。
现在，这两个人约好8点到9点之间，在河边一家安静的酒馆里喝一杯。托马斯买了酒以后，他们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但是劳埃德猜得出，这位特警处的人绝对不是为了谈谈两个月后才开始的球赛季节而约他到河边酒店来的。他们两人手里都拿着酒，心不在焉地互道“干杯”。托马斯点头示意到外边通向码头的平台上去，外面比较安静，一帮青年男女已经喝完酒去吃晚饭了。
“碰上问题了，伙计，”托马斯开了头，“希望你能帮帮忙。”
劳埃德说：“好吧，只要办得到。”
托马斯说明了巴黎方面的要求和中央档案局、特警处交了白卷的事。
“我感到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绝不在本土下手的那一类，你明白吗？他可能只在国外作案。如果他有案底，也许情报处注意过他呢！”
“情报处？”劳埃德安详地反问一句。
“得了，得了，贝利。有时候我们总免不了要多知道点儿事吧！”托马斯的声音犹如耳语。从背后看，他们这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人像是越过黑沉沉的河水眺望着南岸的灯火。
“我们在搞布雷克案件时看了一大堆材料，好些外交部人员的真实身份都叫我们偷看到了。你也是一个，对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明白了。”劳埃德说。
“你看，在公园里我只是布列安·托马斯。可是我同时又是特警处的侦探长，对不对？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隐姓埋名啊，你说是吗？”
劳埃德望着手里的杯子。“这是不是官方的正式要求？”
“不，我现在还办不到。法国方面是勒伯尔对曼林逊的非正式要求。他从中央档案局里找不出什么来。他回答说他帮不上忙，但他又告诉了迪克松。迪克松要我作一次迅速的查核，全是保密的，明白了吗？绝不能透露给报界或其他任何方面。也可能不列颠对勒伯尔爱莫能助。我只想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都扫它一遍，你是最后一着啦。”
“估计这个人是冲着戴高乐来的吗？”
“应该是这样，这是从调查的来头猜出来的。但是法国人异常谨慎，他们当然不愿意公开张扬出去。”
“当然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查询要求是通过老家伙通讯网提出的，由勒伯尔直接找曼林逊。也许法国保安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之间并没有老家伙通讯网那样的联系。”
即使劳埃德意识到了他所暗示的保安总局和秘密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未动声色。
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你在想什么呢？”
“真有趣，”劳埃德盯着河水说道，“你记得菲尔比案件吗？”
“当然啦。”
劳埃德接着说：“在我们这个部门里，这个案子还余痛未了呢。菲尔比是1961年1月从贝鲁特叛逃过去的。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可是在情报处内部却闹得不可开交，调动了好多人。必须如此，因为他把阿拉伯处的大部分人和其他人都揭了底。有一个必须迅速调离的人是我们在加勒比的首席代表。他在贝鲁特和菲尔比一块儿待了六个月才刚去的加勒比。
“就在同一个月，一月份，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市城外一条僻静的路上被杀害。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杀死的，他的政敌很多。我们的人那时回到了伦敦，有一阵子我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后来他又另调了工作。他谈到过一个传闻，说特鲁希略的车子是被一个枪手用步枪打了一枪被迫停车的，埋伏的人冲上去炸开了车，这才把里面的人打死。这一枪真他妈的打得准——从150米外朝着一辆飞跑的汽车打的。子弹穿进司机座旁边那个小三角窗子，只有那个窗子不是防弹玻璃，整个汽车是装甲的。子弹击中了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到这会儿游击队才出来。奇怪的是，传说这个狙击手是个英国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的空啤酒杯都吊在手指头上晃来晃去，眼睛都盯着已经完全漆黑的泰晤士河水。两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炎热、遥远的岛国里干旱灼人的景色：一辆小汽车以70英里的时速从柏油马路上冲到岩石磷峋的山脚边；一个穿着浅黄铯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缓带的老头——他以残酷无情的铁腕统治这个国家达三十年之久，被从汽车的残骸里拖出来，打死在路边。
“这个人——谣传中的人，有名字吗？”
“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得了。那时候不过是在办公室里聊天。那一阵子我们困难重重，一个加勒比的独裁者实在不值得我们操心。”
“这个同事——这个和你谈这件事的人，他写过报告没有？”
“一定写过，例行公事。但这只是一个传闻，没有什么根据。而我们所注意的是事实，是有根有据的情报。”
“但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一定会归档的吧？”
“应该是这样，”劳埃德说，“不过它的可靠性极小。因为只不过是当地酒吧间里的传闻之一，那地方谣言多得很。”
“可是你能设法回过头来查查那些档案吗？看看有没有那人的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你回家吧，”他对侦探长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打电话给你。”
他们走回酒馆，送回啤酒杯，然后走向店门。
当他们握手告别时，托马斯说：“我很感激你。也许什么都找不出来，不过还是寄希望于万一。”
当托马斯和劳埃德俯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谈话的时候，当豺狼在意大利的米兰一家屋顶餐厅饮尽最后一滴查巴格里昂酒的时候，克劳德·勒伯尔在法国巴黎内政部长会议室里出席了第一次进度汇报会。
出席的人和24小时前相同。内政部长坐在桌子首端，各部门首脑分坐在桌子两边。克劳德·勒伯尔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坐在桌子另一端。
部长略一点头，会议便开始了。
他的秘书长桑根纳蒂最先发言。他说，这一天一夜以来，法国每个边防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令，彻底搜查一名进入法国的浅黄铯头发、高个子外籍男子的行李。特别要检查护照，并由边防检查站官员在海关关口查看以防伪造（对此，边防检查站首脑点头表示承认）。进入法国的旅游者和商人可能会议论海关突然增强戒备一事，但不会使任何遭到检查的对象意识到全国各关口的目标都是浅黄铯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假如任何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提出问题，即以常规抽查来答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建议考虑采取突然行动，把罗马“秘密军队组织”的三个头目中抓起一个来。外交部出于外交上的原因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豺狼行动的内情；而外交部得到了总统的支持，虽然他明白内情。这样一来，就不能指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保安总局的纪搏将军说，他们的档案经过彻底的查阅，除了“秘密军队组织”及其同情者外，没有发现有关任何政治刺客的情况。
情报局局长说，对法国刑事档案清查的结果也是同样。不仅对法国人查阅的结果是如此，对那些企图在法国国内下手的外国人中，查阅也未获结果。
边防检查站首脑开始汇报。他说，今天上午7点半，在北火车站附近邮局，截获了一个打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所住的旅馆的电话。自从八个星期以前他们在那里出现后，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便奉命报告所有打给这一号码的电话。今天早上，这个值班员反应迟钝，直到接通以后他才意识到这是列在单子上的号码，这才呼叫边防检查站。幸而他还有监听的常识。电话内容是：“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死前说了话，结束。”
几秒钟内，全室一片寂静。
“他们怎么发现的？”勒伯尔从桌子的另一端不动声色地发问。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他，除了罗兰上校而外。他在沉思中盯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罗兰清晰地说，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墙壁。大家的视线又转向行动分局首脑。
罗兰上校从沉思中迅速回到现实。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引离罗马，我们用了一个诱饵，一个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外号若若的老朋友。他有老婆和女儿。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拘留，一直到科瓦尔斯基落网，然后放他们回家。我想从科瓦尔斯基那儿要的是他那些头子的情况。那时候，没有任何有关豺狼行动的线索。当时也没有理由不让他知道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了。当然，后来事态有了变化，一定是这个波兰人若若透信给那个瓦尔米了。很抱歉。”
勒伯尔问：“边防检查站的人在邮局抓住瓦尔米没有？”
边防检查站的人说：“没有，我们只差了两分钟，这得归咎于那位接线员的愚蠢。”
森克莱上校突然冲口而出：“纯粹是一连串的无效劳动。”好多双不友好的目光都向他投射去。
纪博将军说：“我们针对着一个未知的敌人，在茫茫黑夜之中摸索前进。假如上校自告奋勇接管这一行动计划，承担其一切责任，那么不妨……”
来自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看着他面前的卷宗，似乎它们比保安总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为重要。他已经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是不明智的。
这时，内政部长开口了。“从某一方面看，他们知道雇用的枪手走漏了风声也许反而好些。他们现在必定会终止这一行动吧？”
森克莱为了挽回刚才的失言，接嘴说：“当然，部长说得有道理。他们再干下去岂不是太蠢了吗？他们一定会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