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他必须……”
部长打断他说：“他决不肯隐蔽起来，什么都不改变，一小时一分钟也不改变，整个事情必须全部严守机密。”
自从2月揭露军事学校暗杀阴谋并且逮捕阴谋者以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啦。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尽管要和抢银行、抢商铺的浪潮斗争，他总是认为最坏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从外部进行了夹攻以后，他就把这种犯罪浪潮解释成为“秘密军队组织”的垂死挣扎，最后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图取得足够的钱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现在罗兰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很清楚地说明，罗兰派出的打进“秘密军队组织”最高层的几十个双重间谍，都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凶手给绕过去了。只有在罗马一个旅馆里隐匿的三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军队组织”有任何牵连的人的档案现在都变得全无用处了，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豺狼是一个外国人。
“如果不许我们行动的话，那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没有说不许我们行动。”弗雷伊纠正说，“我是说不许我们公开行动，整个事情都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凶手的身份必须以秘密侦察的方式来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他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然后毫不犹豫地消灭他。”
“……毫不犹豫地消灭他。先生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惟一的方法。”
内政部长环视着坐在部务会议室的会议桌周围的人，尽量使他的说话能格外引起他们的注意。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内政部长在内，共有十四人。
部长坐在会议桌的一端，紧靠右边坐着的是他的秘书长。得力助手桑根纳蒂，坐在他的左边的是警察总局局长，他们都是法国警察的最高层人物。
从桑根纳蒂的右手边顺序而下，沿长桌坐的是法国保安总局局长纪博将军，行动分局局长、每人面前都摆着的一份报告的作者罗兰上校，再过去是总统警卫队队长杜克勒，爱丽舍官工作班子里的空军上校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是一个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是总统身边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热，和他的个人野心也有关系。
在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帕彭先生的左面是莫里斯·布维埃先生，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国家情报局的五个处的处长们也坐成一排。
国家情报局作为打击犯罪的力量虽然颇受小说家们的喜爱，它本身其实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控制下的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负责指挥法国国家警察部队的人坐在莫里斯·布维埃旁边。这人就是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费尼。司法警察在凯德索菲弗街的庞大的总部，远比内政部附近位于苏索路11号的情报局总部大得多，它还管辖17个大区分部，法国的17个大城市警察区每区有这样一个分部。在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队，共有453个，分别隶属于科个中心警察分局，253个区警察分局，以及126个地方警察所。这整套机构分布在法国的2000个城镇和乡村。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队。在农村和沿公路各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务是由国家宪兵队、交通警察，以及机动宪兵队来担负的。在许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察人员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设施的。1963年在马克斯·费尼统率下司法警察的总人数是20000出头。
在费尼的左面沿桌而坐的是国家情报局其他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总档案处，边防检查站，共和国保安部队。
在四个处中，第一个单位公共安全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建筑、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属于国家的财产，防止破坏与毁损。第二个单位总档案处，或称中央档案局，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记录中心，它保存着450万份人事档案，这些人都是自从法国组建警察力量以来历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档案都设有互见索引，沿着足有5英里半长的档案架分门别类，或依该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点，有条不紊地存放着。在案件中作过证的证人，或被宣判无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备录有案。尽管档案制度还没有计算机化，然而使档案工作人员感到骄傲的是，不消几分钟，他们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乡村的纵火犯人的详细材料或一件连报纸上都未必登载过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证人名字找出来。
在这些个人档案中，还有在法国留过指纹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来没有验证过的指纹在内。还有1050万张卡片，包括各个入境口的每一个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国任何一个旅馆里居住过的人名卡片。由于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归档，因此必须把旧的卡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清理，以便让新的卡片插进去。
在法国境内经常填写而又不送交情报总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馆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则送宫廷林荫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边防检查站的首脑与费尼隔着三个座位，这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也负责随时监视法国的机场、码头、边界。凡是进入法国的人的入境证，在归档以前，都要在入境点受边防检查站的检查，以便监视不良分子。
坐在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这支部队有45000人。过去两年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充分使用了这支部队，搞得臭名远扬，极其不得人心。
由于座位不够，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坐在会议桌的最下端，面对着长木桌那端的部长。还有一个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和森克莱上校之间。这里坐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呆头呆脑的人，他烟斗里喷出的烟显然使爱挑剔的上校很厌烦。部长特别关照马克斯·费尼带他来参加会议。这人是莫里斯·布维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先生们。”部长接着说，“你们每人面前有一份罗兰上校的报告，而且你们也都读过了。现在你们也听了我说的总统出于对法国尊严的考虑，在我们如何努力处理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制。我要再次强调，在进行调查时要绝对保密，在接下来的任何行动中也要如此。不用说，你们全体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召集你们全体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无论要做什么事，必须动员有关各部门的人力。而你们诸位，都是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你们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必须毫不犹豫地紧急地处理这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要求你们迅速而且亲自动手，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出于这个工作需要，那么也只能向下属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顿了一下，桌子两旁有几个人认真地点点头；另外几个人眼睛盯着讲话的人，或者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最远处的布维埃望着天花板，从他的嘴角里吐出一阵一阵的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似的。在他旁边的森克莱上校，在他每次喷出烟雾时，就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可以请你们对这件事发表你们的意见。罗兰上校，你向维也纳的查询有什么结果？”
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看了看他自己的报告，又朝他旁边的领导——特工组织的纪博将军斜看了一眼，但是将军的表情既不是给他鼓励，也不皱眉头。
纪博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罗兰上校说，“今天上午与下午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名叫克莱斯特的一家小旅馆里已经进行了查询。他们把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及安德烈·卡松的照片带了去，但没有带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照片，因为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旅馆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记得其中两个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谁是谁。他们还要他查从6月12日到18日的旅馆登记簿。因为6月18日起，他们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就一起住在罗马了。
“最后那个服务员提出他记起了罗丹这个人在6月15日那天，以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他说当天下午他似乎要召开一个业务会议。在那个房间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记得舒尔茨有一个伙伴，是一个身躯高大而粗暴无礼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使他记住了舒尔茨。有两个人早晨来找过他，他们还举行了会议。这两个来访者可能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能确定，不过他认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见过的。
“这个职员说，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间里，只有在早上较晚些时候，舒尔茨和那个巨人——这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称呼，曾经有一次出去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吃午饭，他们也没有下楼去吃东西。”
“到底有没有第五个人去找过他们啊？”桑根纳蒂不耐烦地问。罗兰继续以平板的语调做着他的报告。
“傍晚时分又有一个人参加了他们一伙。职员说他记得那个来访者很快地进了旅馆，径直地上了楼，快得他都顾不上看一眼。他以为这一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旅客，可是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衣服的尾部。几秒钟后那人又回到了大厅，职员从他的衣服认出来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使用柜台的电话，要给他接64号，也就是舒尔茨的房间。他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放下电话，又走上楼梯。他在那里待了些时候，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去。舒尔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离去。
“职员对那位傍晚的来访者只能作如下的描绘：身材修长，年龄难以确定，五官显然生得很端正，但他带着墨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浅黄铯的头发相当长，由前额向后梳。”
“是否把那个职员找来，帮助我们给这个浅黄铯头发的人画个像？”警察局长帕彭在问。
罗兰摇摇头。
“我的——我们的特工人员当时是扮成维也纳的便衣警察。幸好，他们当中有一人还可以冒充维也纳人。不过是伪装，不能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询问那位职员的工作还非得在旅馆柜台上进行不可。”
“我们还需要更详尽的外貌特征。”中央档案局的首脑说，“提到什么名字了吗？”
“没有。”罗兰说，“你刚才听到的就是对旅馆职员进行了三小时询问所得到的结果。每一点都是经过一间再问，他想不起任何其他事情了。没办法搞到一张画像，他现在提供的材料，可以说就是最详尽的了。”
“你难道不能像对阿古那样把他抓来，让他弄出一张巴黎刺客的图片吗？”森克莱上校问。
部长插话了。
“可不能再那样抓人了。德国外交部对抓走阿古一事至今都还没有消气呢！这种事情只能干一次，可不能一而再呀！”
“当然，在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上，能不能用比抓阿古更周密的办法来抓旅馆职员呢？”边防检查站的首脑提出了建议。
马克斯·费尼静静地说：“任何一个戴了一副宽边眼镜的人的画像，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把在两个月以前，仅仅在20秒钟内所得到的印象画出一张画像，即使我们有幸抓到这个人，我们也无法肯定。很可能有50万人和这张画像上的脸很相似，而很多人是真正会被错抓的。”
杜克勒说：“有一个科瓦尔斯基，他已经死了。虽然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了，但是也很有限。现在世界上知道豺狼身份的人，一个是他自己，其他三人都在罗马的旅馆里，是否可能想办法把其中一人抓到这里来？”
部长再一次摇摇头。他说：“我有正式的指示，绑架是不允许的。意大利政府是会暴跳如雷的。更何况要在与政府机关相距咫尺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否能够成功，还是值得怀疑的。”
纪博将军抬起头来，望着参加会议的人说：“根据我们的特工人员的报告，经过他们长期的日夜监视，对罗丹和他的两个伙伴为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保护网，已经有了实际的了解。这个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有八个第一流的前外籍军团的枪手保卫着他们。如果科瓦尔斯基没有人接替，那么还有七个。所有的楼梯口、电梯、太平门口以及屋顶，全部由这些人守卫着。如果想抓住其中一个人，而且是活的，那么就需要经过一场相当规模的枪战，很可能要用瓦斯手榴弹，或者机关枪。从那儿到法国北部，相距500公里，再加上意大利人还要从中捣乱，即便抓到了人，要想把他带出那个国家，谈何容易。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拥有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行家，但他们也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房间里又开始陷入沉默。
部长说：“先生们，还有其他建议吗？”
“这个豺狼必须找到。那是很清楚的。”森克莱上校说。其他在桌边围坐的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扬了扬眉毛，没有开口。
“那的确是十分清楚的。”部长在会议桌的一端轻轻地说，“我们的目的是想搞出一种既切实可行而又不超出我们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办法，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在场的哪个部门承担这项任务最为合适。”
“保卫共和国总统的任务嘛，”森克莱气派十足地宣布说，“如果谁也承担不了的话，归根结底还是该由总统卫队和总统的工作班子来承担吧。我可以向您保证，部长，我们将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有几位特工部门的领导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心情，闭上了眼睛。杜克勒队长瞪了这位上校一眼，如果瞪眼也能把人瞪死的话，森克莱这回就该马上倒毙了。
“难道他不知道老头子听不进去吗？”纪博压低了声音向罗兰气呼呼地发牢马蚤说。
罗杰·弗雷伊抬起眼来，和这位爱丽舍宫侍臣的两眼正对着，他表明了他为什么是一位部长。
“当然，森克莱上校是完全正确的。”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职责。我肯定上校一定想到了，万一某一部门承担了摧毁这一阴谋的责任而未能成功，或者采用的办法又不巧地使情况泄漏出去，违反了总统的意愿，那么这个办坏了事的负责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责。”
笼罩着长长的会议桌的这种威胁的气氛，比布维埃烟斗中冒出的使人讨厌的蓝烟更使人容易感受到。森克莱瘦削苍白的面孔显而易见地变得紧张了，他的两眼也露出忧虑的神色。
“我们大家都知道总统卫队的活动余地是很有限的，”杜克勒队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时间都是花在总统本人身边。而调查显然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这就不是我的人员在不影响主要职责的情况下所能承担的。”
没有人反对他，因为各个部门的首脑都意识到总统卫队首脑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没有人希望部长的目光会落在自己身上。罗杰·弗雷伊环绕会议桌看了一遍，目光落在远远那头为烟雾所笼罩的刑警大队长布维埃身上。
“你怎么想，布维埃，你还没有开过口呢！”
这位侦探出身的司法刑警大队长安逸地在嘴里含着烟斗，让他那最后一口浓烟直接吐在正好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森克莱上校的脸上。他很平静地讲出他的看法，就像在叙述刚才发生过的一件极为简单的故事似的。
“依我看，部长，特工机构已经不可能通过他们渗透到‘秘密军队组织’里面的侦探摸清这个人的情况，因为即使‘秘密军队组织’里的成员，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行动分局也不能破坏他，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破坏谁。边防检查站不能在国境线上截住他，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逮捕谁。而档案处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个人的档案材料。还有，共和国保安部队也无从追踪他。警察不能拘捕他，因为他们不知道拘捕谁。整个法国的安全机构系统，都因为没有这个人的姓名，而陷于无能为力。正是由于没有找到这个人的姓名，因此依我看，第一步工作就没有完成，那么其他的建议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找到这个人的名字。有了名字可以找到这个人的相貌，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的护照。有了护照，就可以逮捕他。但是我们要找这个人的名字，而且要很秘密，那么这纯粹是应该由侦探来搞的工作。”
他又沉默了，把他的烟斗又塞进嘴里。他所说的话，坐在桌子周围的每个人都在细细捉摸。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不同意见。
坐在部长旁边的桑根纳蒂慢慢地点点头。
部长问道：“那么谁是法国最好的侦探呢？”
布维埃在放下他的烟斗之前，考虑了几秒钟，然后说道：“部长先生，法国最好的侦探是我的副手，克劳德·勒伯尔。”
内政部长果断地说：“把他召来。”
第十章
一小时后，茫然不知所措的克劳德·勒伯尔走出了会议室。
在那里，他花了50分钟的时间倾听内政部长对当前任务的情况介绍。
刚进屋的时候，他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的首脑和他自己的上司布维埃之间。一在其他十四个人的一片沉默之中，他读完了罗兰的报告，一边看，一边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他阅读完报告后，内心感到很不平静，为什么要召他来呢？
接着部长就开始讲话了，既不是商量的语气，更不是请求的口吻，而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接着是一篇冗长的提要。部长要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将不受限制地获得一切情报；在座各位代表的每个单位的人员，都要听候他的调遣，所需费用将是无限制的。
部长的讲话几次提到要求绝对保守秘密。这是国家最高领导的要求，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沉重，他们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真正感到无从下手。截至目前，既没有罪行，也没有线索和证人，只知道“秘密军队组织”的那三个人，却又无法和他们对话；除此之外，对于要追捕的人也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还只是一个代号，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克劳德·勒伯尔自己知道，他过去是一个精明的警察，他被认为是一个好警察，稳健、精明强干，而且做事有条有理。偶尔，他也会闪烁出灵感的光辉，这正是一个优秀警务人员转化为杰出侦探的必要条件。但他从不忽略这样一点，即刑警工作百分之九十九靠例行公事，靠不动声色的查询、审核和复核，靠辛勤刻苦的工作，把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直到最后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成为一张使案犯终于难逃的罗网。只有这样来办案才不至于只给报纸提供一个大标题，才经得住法庭的审理。
他在司法警察署被人看做是一个有点事务主义的人，一个厌恶虚名的循规蹈矩的人。他从未举行过他的同事们赖以扬名的那种记者招待会，但他却稳步高升，连连破案，不断收押罪犯。三年前，当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的职位空缺时，甚至其他候补的人也同意勒伯尔出任。他在凶杀处任职期间的工作记录良好、稳定，三年来捕人从未有过失误，只有一次由于一个技术性细节，被告被宣判无罪。
作为凶杀处的头头，他越发受到莫里斯·布维埃的观察和注意，这位刑警大队长也是一个稳健的警务人员。因此，在几周以前，由于副大队长的突然去世，布维埃亲自要求委派勒伯尔做他的新副手。在司法警察署，有些人怀疑这是由于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胀的布维埃，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他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构成头条新闻的大案子，又不抢在上司前面出风头。但可能这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部里的会议结束后，罗兰报告的复印件被收回，存入部长的保险柜里，只允许勒伯尔一个人可以保留原先发给布维埃的那份抄件。他的惟一要求是允许他私下里去找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专门从事刑事罪犯调查的首脑，并谋求与他们合作，在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那样的职业刺客的资料。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他就毫无办法开始搜索。
桑根纳蒂问他，这些人是否能保守秘密。勒伯尔回答说，他本人和他需要接触的那些人都有深交，他的询问并不是通过正式公文，而是由他个人进行联系。这种办法在西方国家的高级警察之间曾经采用过。部长考虑后，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他站在大门厅里等着布维埃，并看着各部门头头们陆续走出去。有几位敷衍地朝他点点头，走了过去；还有几位报之以同情的笑容，然后告别。当布维埃还在会议室里悄悄地与弗雷伊部长商量问题的时候，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出来了。
在会议桌上相互介绍时，勒伯尔大致记住了他的名字是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停在矮小而圆胖的勒伯尔面前，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看不起的目光看着他。
上校说：“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取得成功，而且要快。我们总统府的人员将密切注视你的进展。假如你抓不到这个匪徒，我敢保证你会得到……报应。”
他转过身去，昂首阔步地走下楼梯向门厅扬长而去。勒伯尔一言不发，只是眨了几次眼睛。
自从克劳德·勒伯尔作为一名年轻的侦探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的警察部队以来，这二十年间使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善于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愿意向他交心。他尤其善于使普通老百姓开口，使那些平时害怕和讨厌警察的下层平民也无拘无束地向他吐露他们的想法和怀疑。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靠他的那副平凡，甚至有点窝囊无能的外表，仿佛他也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上老受压迫和欺骗的人。
勒伯尔不像布维埃那样是个仪表堂堂的彪形大汉，而那种外表似乎才是法律权威的传统形象。他也缺乏现在大批拥进警界的新一代警探所特有的那种本领：巧言令色，虚张声势，动不动把证人恫吓得发抖或痛哭流涕。
他意识到，在任何社会中，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目击者一般总是那些小人物，比如店老板、售货员、邮差或银行职员。他能让这些人开口，他自信有这个本领。
其中原因之一还在于他的个头。他是个小个子，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漫画家笔下怕老婆的人的形象。尽管同事中谁也不知道，事实上他确实有点惧内。
他不修边幅，一套皱皱巴巴的便服，一件风衣。他的举止温驯，似乎总带有几分歉意。当他向一位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与他们曾经和法律打交道时受到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想求得他的庇护，以免再受到那些下级警探的粗暴对待。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他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刑警队的凶杀处处长。他在名声卓著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当了十年侦探。在他那随和朴素的外貌后面，则是一个精明的头脑，并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
他受过法国最凶狠的黑帮头目的威胁，他那飞快的眨眼动作使他们错认为他接受了他们的警告。只有在事后犯人进了监狱，有空闲来思考时，他们才发觉低估了那双温和的棕色眼睛和那撇小胡子。
他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工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贪污罪。另外一次，是一个花花公子要他终止调查一个青年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
第一案，在对那位工业家的事务做了多方调查之后，发现了别的更为严重的经济漏洞，而这些漏洞显然与那名低级职员毫无关系。结果，那位深感懊悔的工业家未能及时脱身前往瑞士。第二案是以那位社会名流长期入狱而告终，使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追悔过去不该在他那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楼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集团。
克劳德·勒伯尔对傲慢的森克莱上校的言谈，只是像小学生那样眨眨眼睛，一言不发。
当莫里斯·布维埃和他会合时，会议室里已空无一人。
布维埃笨手笨脚地拍拍勒伯尔的肩膀。“得了，得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什么？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受理这事的。这事只能这么办。别的人只是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而已。来吧，咱们在车里聊聊。”他带头走下楼梯，两人爬进等在院子里的雪铁龙汽车的后座。
时间已过9点，天边的一抹深紫色是白昼留下的惟一痕迹。布维埃的汽车驶过马利尼大街和波伏广场，勒伯尔望着右边爱丽舍大街上光彩夺目的灯流，即使他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十年，但这番夏夜的瑰丽景色永远使他感到奇妙和激动。
“你得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一切，什么都撇开。我派法维尔和马尔科斯特来接管你手头的未了案件。为这差事你需要一间新的办公室吗？”
“不，我宁愿要我现在这间。”
“好吧，可是从今以后它就是抓豺狼行动的总部。不管其他事。对吧？你要个人协助你吗？”
“要，要卡龙。”勒伯尔说。他指的是在凶杀处时曾与他合作的一位青年稽查，升任新职后又把他调来当刑警大队的副队长。
“可以，把卡龙给你。还要别人吗？”
“不要了，谢谢。可是卡龙需要知道内情呀！”
布维埃考虑了一会儿，说：“应该不成问题。他们不能指望奇迹。显然，你需要一名助手。但你等一两个钟头以后再告诉他。到了办公室我先给弗雷伊打个电话，取得正式批准。但是不需要别人知道。如果泄露出去，不出两天就会上报纸。”
勒伯尔说：“没有别人，只有卡龙。”
“好吧。最后还有件事，我离开会场前，桑根纳蒂建议今晚到会的全班人马定期听取进程汇报，弗雷伊同意了。费尼和我竭力想反对，可是没成功。所以，从今以后你每天晚上要在部里做一次汇报。10点整。”
“我的上帝！”勒伯尔说。
布维埃以极其挖苦的口吻说：“从理论上说，所有这些人都必然会提供最好的意见和建议。别发愁，克劳德，如果那些狼要咬人，费尼和我也不含糊。”
勒伯尔问道：“这要一直维持到另行通知时为止吗？”
“恐怕是这样。真要命，这个行动没有时间表。你就得在他搞到伟大的夏尔之前抓住凶手。我们不知道这人自己有没有时间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在明天早上搞你一下，也许还得等一个月。反正在抓住他以前，或者至少在认出他、发现他以前，你的工作必须保证全速前进。找到他以后，我想行动分局的伙计们就可以接手了。”
“一群混蛋。”勒伯尔嘟哝着说。
布维埃轻松地说：“完全同意，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用处。我们生活在使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亲爱的克劳德。除了普通犯罪的大幅度增长以外，还加上了政治罪行。有些事不得不做，就由他们来干吧。无论如何，下功夫找豺狼吧，这是重要的！”
汽车开进凯德索菲弗街，拐进司法警察署的大门。10分钟以后勒伯尔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子，倚在窗台上，隔河凝视着左岸的大奥古斯汀码头。虽然隔着一条窄窄的、绕着市镇岛流过的塞纳河，他仍能看到沿着码头星罗棋布的街头餐馆中的顾客，听到喧闹声和酒瓶酒杯的碰击声。
假如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就会想到，几分钟前授予他的权力，已使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最有权有势的警官。除掉总统和内政部长，几乎没人能否决他的一切要求。只要能干得十分保密，他几乎可以调动军队。他也会想到，即使如此不可一世，他的权势仍取决于成功与否；或者功成名就，或者身败名裂，正像森克莱上校所预言的那样。
但是由于他不是这种人，所以想的也完全不是这一套。他发愁的是，在电话里该怎样向太太阿米莉作解释，说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他暂时不能回家。这时有人敲他的门。
进来的是马尔科斯特和法维尔两位警官，他们要取走勒伯尔今晚之前正在经办的四个案件的卷宗。他花了半个钟头时间向马尔科斯特介绍了委派给他的两个案子，又向法维尔介绍了另外两个案子。
他们走后，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是敲门声，这次进来的是路西安·卡龙。
卡龙说：“我刚刚接到布维埃大队长的电话。他让我向你报到。”
“完全正确。在另行通知前我被解脱了一切日常工作，授予特别任务。你已被委派为我的助手。”
他不想为了讨好卡龙而透露要这个青年做左右手的正是他自己。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听取了扼要的指示。
他继续对卡龙说：“布维埃打电话来说，你已获准被告知一切情况。首先，你看看这个。”
趁卡龙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阅读罗兰报告的时候，勒伯尔清理了书桌上剩下的卷案和便条，把它们全堆在身后乱七八糟的书架上。这间办公室实在不像法国最重要的通缉罪犯的神经中枢，不过，警察的办公室向来是不大像样的。
勒伯尔办公室的面积只有12x14英尺，南面有两扇窗户，越过河面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大道周围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区。从一个窗户飘进了夜晚的嘈杂声和夏夜的热气。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勒伯尔的，背对着窗户；另一张是秘书的，靠着东墙。门在窗户对面。
办公室里除掉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外，还有一把直背椅子和一把靠椅放在门边。两边的墙前放着几个很大的灰色文件柜，几乎把墙都占满了。文件柜的最上面放着一排参考书和法律书。另外还有一个书架，放在窗子旁边，里面是一些年鉴和资料。
这个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带镜框的照片，放在勒伯尔的书桌上，表示这个办公室里的主人是有家室的。照片上是一位丰满的看上去颇有个性的妇女，她就是阿米莉·勒伯尔，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女孩子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两条辫子，小伙子一团和气的样子，很像他父亲。
卡龙读完报告后，抬起头来，望着勒伯尔。
“他妈的！”卡龙说。
“正像你所说的是一桩异乎寻常的案件。”勒伯尔回答说。从他的嘴里，是很难说出那种硬梆梆的粗话的。在司法警察署里，有很多高级警官和他们的下属在背地里都用绰号称呼他为“老板”，或者“老头儿”。可是勒伯尔这个人，喝酒时不超过一小杯开胃酒，不抽烟，也不骂人，使年轻的侦察员们回想起了在警校时的老师。因此，在警察署以及最近在大队里，就有了一个尊称——“教授”。如果他不是那么个功绩显著的捉贼能手，他的模样一定会是个被人嘲弄的对象。
勒伯尔接着说：“现在让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因为必须赶快动手。”
他把下午的情况简单地向卡龙介绍了一下，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从罗杰·弗雷伊会见总统开始，到召开部务会议，一直到莫里斯布维埃的建议，以及突然召他去参加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办公室，就是他们现在坐着的地方，要把它作为搜捕豺狼的总部。
卡龙静静地听着没有开口。
等勒伯尔把话说完后，卡龙开口了。“我的上帝，他们就是这样把你固定在这里了？”他想了一会儿，既忧虑又不安地望着他的领导说：“我的先生，他们要你负责这件工作，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能及时抓住这个人，他们会怎样对付你？”
勒伯尔摇摇头。
“卡龙，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是搞这个工作的。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干起来啦！”
“从哪里开始呀？”
勒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