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三个人环桌而坐。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傍晚。一个人掌握着开关，不断地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带。第二个人头上带着一副耳机，他皱起眉头集中注意力，尽可能地从耳机中传出的一片杂音中识别出有意义的字句来。他嘴巴里叼着一支香烟，升起来的蓝色烟雾熏得他两眼淌着泪水；每当他要重听一遍时就打手势向管机器的人示意。有时10秒钟的一段录音他要听上六七次才点头让管机器的人继续放下去，然后他就把这一段话背诵出来。
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金色头发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机前，等候听音打字。古堡营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问题在耳机中听来清晰准确，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没有条理了，也听不太清楚。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问记，问题都是从新的一行开始，前面冠以一个“问”字；回答总是另起一行，前面冠以“答”字。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在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许多顿点。
他们完工的时候已近午夜12点了。虽然窗户开着，但空气里还是充满了蓝色的烟雾，闻着活像一个火药库。
三个人僵硬疲乏地站起来，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着懒腰，舒展紧张的肌肉。其中有一个人走到电话机旁，要总机接通外线，拨了个电话号码。那个带耳机的人把耳机取下，把录音带卷到原来的盘上。打字员则把打字机上的最后一页抽了出来，把夹在中间的复写纸取出。一大叠打好字的纸张，按顺序整理好，顶上面的一份要送给罗兰上校，第二份存档，第三份摄制成微型胶卷，存放在主管部门，如果罗兰认为需要，再分送出去。
罗兰上校这时正在饭店内和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电话追踪到了这家饭店。像往常一样，这位看来很潇洒很风流的单身汉，由于他本人的机智和漂亮，以及他对女士们的殷勤，在场的妇女们对他特别赞赏。当服务员请他接电话时，他表示歉意而离开座位。电话机就在柜台上，上校简单地说了一声“罗兰”，并且等了一会儿，让对方辨认出这是他本人在接电话。
然后罗兰讲了第一句话，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样地说了一遍。一个旁听者可能听到电话里说的是关于他的正在修理的汽车已经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认为方便的时候取用。罗兰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后，回到餐桌上。5分钟后，他用很礼貌的托辞提前告退，说他第二天早晨将起得很早，还要处理一件很麻烦的事，必须回去好好休息。10分钟后，他驾驶着汽车飞快地通过市内仍然很拥挤的街道，驶向安静的近郊的里拉门。他到达他的办公室时，刚过凌晨一点钟。他脱去那件深色洁净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务员要了杯咖啡，便按电钮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尔斯基的一份供词与咖啡同时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这份26页的文件，企图抓住那发狂的外籍军团人员所说的要点，中间有些语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紧皱眉头，但是他从头读到尾，没有停顿。
第二遍他读得慢了一些，更仔细一些，对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读第三遍时，他从文具盒里拿出一支黑色的钢笔，读得更仔细了。他把西尔维、坏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坏蛋、外籍军团等字样上，都划上一条粗杠，所有这些，他都已经知道，对它不感兴趣。
他的许多胡言乱语都是有关西尔维的，有些是涉及一个名叫尤莉的女人的，这些对罗兰来说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删去后，供词就不超过六页了。在其余的段落里，他希望能找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供词里有罗马，三个头头是在罗马的，反正他是知道这个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过八次了，大体上说每次的答案都一样？显然，他们不愿意像阿古在2月份被绑架那样也被绑架。罗兰想这是自然的。在处理科瓦尔斯基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但有一个字这个外籍军团人员曾经提起过两次，或者毋宁说是咕哝过两次，当他在回答这八个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字就是“秘密”。是个形容词吗？他们在罗马没有什么可称为秘密的；或者是一个名词，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罗兰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十次，然后又回到开始的地方。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人在罗马，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绑架。
罗兰讥讽地微笑着。他比纪博将军知道得更清楚，罗丹是不会出于害怕而躲避开来的。
如此看来他们是知道一项秘密的，是吗？什么秘密？看来事情是出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过三次。可是最初认为他所说的一定是里昂以南20英里的维也纳。现在看来可能是奥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国一个省里的城市。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避难，怕的是在他们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绑架或审讯。这个秘密一定起源于维也纳。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弹壳做的烟灰缸里的香烟头也在增加。当莫尔埃林荫大道东边可怕的工业郊区开始呈现出一条淡灰色的细线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么重要的内容一定是漏掉了。
凌晨3点钟有电话告诉他科瓦尔斯基不能再回答提问，因为他已经死了。那么那些漏掉的就永远补不上去了吗？也许这些漏掉的字句，夹杂在某些杂乱无章的答话中，因为犯人到了最后阶段，身体已经不能支持，精神已经错乱了。
罗兰用铅笔把那些扑朔迷离的东西摘抄下来。克莱斯特，有一个人叫克莱斯特。科瓦尔斯基是一个波兰人，他对这个字的发音是正确的，可是却被法国的抄录员拼写错了。罗兰在战争年月里学会了一点德语，把它改正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名吗？也许是一个地方？他打电话给总机，要他们找出维也纳的电话簿，并从上面找一个名叫克莱斯特的人或地方。过了10分钟，总机那边有了回话来了。在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电话号码，都是私人的。还有两个地方是这个名字：一个是男孩子上学的埃瓦尔德·克莱斯特小学，还有一个是在布鲁克纳大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处地方都记了下来，并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划了线，然后他继续读下去。
有好几处科瓦尔斯基提到一个外国人，对于这个人他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有时他用法语的“好”来提到这个人；有时他又用“坏人”来称呼他。早晨5点刚过，罗兰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然后花了一个小时来听它。当他最后把录音机关掉后，他平静地对自己责骂了一阵。他拿起一支铅笔对供词的抄稿作了几处修改。
科瓦尔斯基讲到外国人时说的“好”，并不是“好”，而是“黄”，表示黄头发的意思；而记下来的“坏人”，实际上是“杀人”，这是因为他的嘴辱碎裂，无法发出正确的声音。
这项工作从这里开始，再联系到科瓦尔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语句的意义，就容易明白了。本来在出现豺狼（杀人者）这个字的时候，是被罗兰删去的。因为他认为这是科瓦尔斯基对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种侮辱之词，而现在却有一种新的意义了。这是一个浅黄头发杀人者的绰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三个头头在去罗马严密地保护起来以前，是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公寓曾与这个人会晤过。
现在罗兰搞清楚了为什么前八个星期以来在法国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银行和珠宝店抢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国。
这个浅黄铯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显然是要钱才为“秘密军队组织”干活的。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这样多的钱。显然这个浅黄铯头发的人并不是被找来解决一件匪帮格斗的任务的。
到早晨7点钟，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办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员，跨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惯例，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给保安总局驻维也纳办事处，虽然按照常规维也纳是属于三处，即西欧处的辖区的。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来，一齐锁在他的保险柜里。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上面标着“绝密”。
他仔细地用正楷书写这份报告，扼要地讲明这次行动是根据他个人的动议并由他亲自布置来逮捕科瓦尔斯基的；报告叙述了此人被诱进圈套，误信一个他亲近的人因病入院，结果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就回到了马赛，被行动分局特工人员捕获；又简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动分局特工人员审问的记录以及他所作的杂乱的供词。报告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曾拒捕并打伤两个特工人员，在企图自杀时自己也受了伤，在他被制服后不得不送去住医院。他的供词是在病床上作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大量的供词和罗兰对它的解释。他写完报告后稍停了一下，审视着窗外鳞次栉比的屋顶，在东方的朝阳照射下像是镀了金似的。罗兰是有声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过分地叙述他经办的案件，也不能作夸大的结论。他小心细致地写好最后一段。
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刻，以确认这个阴谋的存在为目的的审问还正在进行。无论如何，如若审问的内容属实，则根据我的看法，上述获得的情报构成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谋划危害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阴谋如上所述确实存在，如果某个外国出生的、秘密代号为豺狼的刺客已在谋划危害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准备执行此计划时，那么我有义务通知您，在我看来我们面临一个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
非常不寻常的是，罗兰上校还亲自打出报告的最后清样，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里，写上地址，盖上特工机构最高保密级的印记。最后他烧掉他用正楷写在大页书写纸上的原稿；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盆，他把纸灰从水管里冲了下去。
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就洗手洗脸。他擦干后望着洗脸盆上面的镜子，那张朝他望着的脸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俊俏。这张在年轻时曾经是那么漂亮，而且在成年后仍旧那么吸引着妇女的脸蛋儿，已经显露出中年时期所具有疲劳和紧张。鼻子两侧各有一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围好像永远有两道黑圈；双鬓显得已经斑白了。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他把人们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杀人；他把人们送进地下室，并使用各种手段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嚎叫。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太多、知识也太丰富了。
这就使得这个54岁的行动分局首脑的面貌，远远地超过他的实际年龄。如果多看他一会儿，他的面貌和单纯的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到今年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的确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应该简单的辞职呢？或许这张脸比他心里要说的更清楚。经过若干年以后，人就无法自拔了。一个人原来干什么，那么他的余年仍然是干什么。回想从抵抗运动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总局，最后到了行动分局，在这些年代里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对着镜子里的面孔提问。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是见鬼的是法国哪里管你这些呢？镜子里的面孔也凝望着镜子外的面孔，相对无言。因为两者都知道答案该是什么。
罗兰上校命令一个骑摩托车的信差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本人报到。他还要了煎鸡蛋、面包卷和黄油，另外还要了更多的咖啡，不过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因为头痛，还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给了信差，并对他作了吩咐。
吃完鸡蛋和面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着窗子的窗台上去喝，这是面向着巴黎的那一角落。跨过好几英里鳞次栉比的屋顶，他可以远眺到圣母院的塔尖，而且透过塞纳河上热天的晨雾，还能遥望到更远的艾菲尔铁塔。
这一天是8月11日早晨9点，城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也许有人在咒骂这个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骑摩托车的人呢？因为他把报警器按得山响，在车子行列中穿来穿去，向第八区疾驶。
罗兰在想，放在骑摩托车的信差屁股后面信袋里的信件中所说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呢，他到年底时能不能安稳地退休恐怕就取决于此了。
第二部追捕
第九章
那天午前，法国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坐在办公桌前忧郁地望着窗外洒满了阳光的圆形庭院。庭院的出口处有两扇装饰着法兰西共和国国徽的铁门，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广场。从郊区公路和马利尼大道来的车流，按照站在广场中央的交通警的指挥，围绕着广场川流不息地行驶着。
从米罗梅尼大道和索赛路驶向广场的车流，同样地按照交通警的指挥通过广场。这位交通警像一个斗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来的车流，当做一只只大公牛引来引去。他是那么安详、沉着，既庄严又老练。他那种有秩序的单纯的动作，以及他执行任务时充满着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内政部长的羡慕。
在内政部门口，有两个卫兵在欣赏着他们的伙伴们在广场中指挥车流的艺术。他们站在8月炎热的太阳下，背上背着手提机关枪，从两扇铁门里望着外面的世界，保护着内政部，以免遭到外来的狂热分子的侵袭。他们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职业也有保证。内政部长对他们那种单调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羡慕不已。
他听到背后有页纸沙沙作响，于是掉过转椅来面向着办公桌。桌前那个人合上档案夹，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摆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彼此对望着一声不响，只有对着门的壁炉架上镀金的钟的嘀嗒声和外面波伏广场上车辆的喧嚣声打破了寂静。
“喂，你认为怎么样？”
让·杜克勒是戴高乐总统警卫队队长，他是法国精通一切保卫问题的最卓著的专家之一，特别是在保卫个人安全防止暗杀方面最有专长。这就是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六件谋杀法国总统的阴谋都在执行中失败或在准备过程中就被揭露了。
“罗兰是对的，有道理。”他最后说。他的话语很平静，不动感情，斩钉截铁。他好像是在判断一场要进行的足球赛，预测其结果似的。“如果他所说的情报属实，这一阴谋的危险性将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根本不同任何人接触或交往，那么，全法国保安机关的整个档案系统，和打进‘秘密军队组织’的全部特工人员将全都变得无能为力了。而且，那是一个职业刺客。正像罗兰所说的，那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人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过去向着窗户。他这个人是不容易发怒的，可是在这8月11日上午他却被触怒了。多少年来他是夏尔·戴高乐的事业的忠实追随者；除了表面上显得富有才智并且温文尔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汉子，这种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长的席位。那双聪慧的蓝眼睛既温柔动人，又冷酷无情，坚实的胸膛和肩膀充满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面容使得多少喜欢有权力的男人的妇女为之心仪。可是今天，在罗杰·弗雷伊的脸上，那亲切的微笑已经看不见了。
以前，戴高乐派为了生存，要对付美国的敌视者、英国的异己者、吉罗德党的野心，以及共产党的残暴，他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在18年中他们所追随的那个人，两次从流亡中回来，回到法国的最高职位上。但在最近两年内，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所对付的人是两次帮助过这位将军重新掌握政权的军人们。就在几分钟以前，这位部长还曾想过最后的斗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认为他们的敌人已经陷入到虚弱而无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个瘦弱而发狂的上校，在罗马布置了一个计划，打算杀害戴高乐，继而摧毁这座巍峨的大厦。
很多国家的制度，使得在一个总统去世或一个国王放弃皇位以后，能安全度过难关。就像多年前的英国以及美国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种情况。但是罗杰·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1963年法国的制度却没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法国总统去世，其后果只能带来兵变和内战。
他继续望着窗外的庭院，说：“必须通知总统本人。”
站在那儿的警官没有回答他。这就是作为技术人员的有利条件之一，你只要把你的职务干好就行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决定，让那些挣高薪有职权的人去担当吧。他丝毫无意自告奋勇地去告诉部长怎么做。
部长回过头来看着他。
他说：“好的，部长先生，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向总统汇报。”说话的声音简捷利落。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我把情况向总统说明并由他做出决定如何来处理以后。”
杜克勒站起身来走了出去。走过广场，又走了大约100米路，到了爱丽舍宫大门口。内政部长的办公室里只剩下部长一个人了。他翻开放在他面前的卷宗夹子，又开始慢慢地读了一遍。他毫不怀疑罗兰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杜克勒的意见，使他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危险不仅存在着，而且是很严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一定得让总统知道。
他不耐烦地按了一下在他面前的对讲电话的按钮。
他对准话筒说：“给我接通爱丽舍宫秘书长的电话。”一分钟后，在他的对讲电话旁的铃声响起来了。他拿起电话，听了一秒钟。“请找福卡乐先生。”又等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的人用柔和的声音来接电话。罗杰·弗雷伊简单扼要地说明他需要什么而且为什么。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需要安排一下，我可以等待，请你尽快地打电话告诉我。”
一小时内，电话来了。约会定在当天下午4点钟，等总统睡过午觉后。就在这一瞬间，内政部长的头脑里忽然想到在他面前的紧急文件比总统的午睡更为重要，但他像每一个在总统身边工作的人一样，仍然没有提出反对的不同意见。他很清楚地知道和这位轻言慢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总统无时无刻不听他的话，而且他有一套私下的机密情报的档案系统，对其内容人们虽不了解，但却十分畏惧。
这天下午3点40分，豺狼在柯曾街的克宁汉饭店，吃完一份伦敦海味食品中最为美味和最昂贵的午餐后，走到街上。他在南奥德利大街上漫步，很可能他要过一段时期才能回来，这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因而他有充分理由要为自己庆贺一番。
就在同一时间，一辆黑色ds19型雪铁龙轿车从法国内政部大门口出来，开进波伏广场；在广场中心的警察听到铁门口的同伴大声叫喊的预告后，拦住广场所有的车辆，让轿车通过，并举手致敬。
这辆雪铁龙车开出100多米，来到爱丽舍宫的灰色石头门廊前。这里站岗的警卫士兵也由于听到招呼而拦阻了其他交通车辆，让这部汽车有回旋的余地，从极其狭窄的拱门通过。门廊前左右两个警亭前站岗的两个共和国警卫“唰”地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向枪的弹盘前致敬，部长的车进入了总统府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车子，值班的警官——杜克勒的一个部下，很快地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作答。警官一示意，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车从上面嘎嘎地开过去。穿过100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是总统府的正面了。司机把车子调向右面，以反时针方向绕过庭院，在门前六级花岗岩台阶前停了车，让他的主人下来。
门口有两个挂着银链条穿着黑色礼服的接待员，其中的一个打开门。部长下了车，上了台阶，在厚玻璃门前受到为首的接待员的迎接。两人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接待员进了里边。前厅里巨大的枝形吊灯用镀金的链子悬挂着从天花板高高垂下。他们在这里等了一下，接待员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面上的电话简短地联系了一下。他放下电话，转向部长，微微一笑，然后，以他那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顺着左面的铺着地毯的花岗石楼梯拾级而上。
到达二楼，他们来到宽而短的楼道，向下望去，就是门厅。接待员在楼厅左首的门上轻轻地扣门，等听到里面有人轻轻地说“请进”后，接待员慢慢地把门打开，站在一边，让内政部长进去，然后把门轻轻地关上，照常下楼回到前厅。
在客厅较远的一边，朝南有几扇很大的窗子，太阳光直射进来，把地毯也晒暖和了。有一扇落地玻璃门向外开着，从宫殿的花园里，传来鸽子在树丛中咕咕的叫声。离宫殿约500米的爱丽舍大街上汽车来往的声音，被茂盛而浓密的菩提树和山毛样树挡住了，以致外面传来的车辆往来的声音，比鸽子的叫声还要轻。像平常一样，当弗雷伊先生进入爱丽舍宫这间南面房子时，他这位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里的人，好像走进了一座乡间的古堡里。他知道总统是热爱乡村的。
这天的副官是塔赛尔上校，他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上校……”弗雷伊转向客厅左面关着的装有金色门把手的门口问道，“总统可以接见我吗？”
“当然可以，部长先生。”塔赛尔走过去，轻轻地敲门，然后开了半扇门，站在门口说：“总统先生，内政部长来了。”
里面有轻轻的说话声音，塔赛尔转过身向部长微笑着，罗杰·弗雷伊就走进总统的私人房间。
这间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经常在想，这间房子与住在这间房里的人，好像不怎么相称。右边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面的客厅一样，通过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园。在这书房里，也有一扇窗子开着，虽然刚才从客厅走过门口时，从花园里传来的鸽子的咕咕叫声有点减弱，但是到了这间书房里，声音又听得见了。
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樟树下，静静地埋伏着手持自动步枪的警卫人员。这些人的枪法都是百发百中的。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被二楼窗内的那个人发觉的话，那么麻烦就来了；如果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被他发现是干扰了他的私生活，就会使他愤怒。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责任重大，因而没有一个人羡慕他这个保护总统安全的工作。总统认为对他本人采取任何形式的保卫措施，都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使他非常不高兴。
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排书柜。书柜前有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路易十四时代的钟。地板上铺着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乐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告诉他说，这个厂在织地毯以前，原来是个肥皂厂，因此生产的地毯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俭朴的，没有一件不是庄严的，也没有一件不是风趣的。全部的陈设几乎没有一件不显示出法兰西的伟大。罗杰·弗雷伊想；这还应该包括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他现在开始站起来，用他平时一贯的谦逊的态度向弗雷伊问候。
内政部长回忆起驻巴黎的英国首席记者哈罗德·金，他是戴高乐私人挚友中惟一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他曾经向部长谈起过这位总统的言谈举止，说他不像是20世纪的现代人。从那以后，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见总统时，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同旁人一样对他的下属能待以尊敬和有礼貌。他曾这样期望过，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记，有那么几次，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欢的事激怒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用士兵们在营房里讲的那些粗鲁的话骂人，使他周围的人或内阁成员目瞪口呆。安全工作与总统的不高兴，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因而当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内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提出的要求时，他几乎要发抖了。
“我亲爱的弗雷伊。”
这个穿深灰色上衣的高个儿，从他经常坐的那张大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上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住伸出来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情绪还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博韦织锦蒙面的靠背椅。他给让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乐把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完成后，回到他那一边背墙坐下。他靠在椅背上，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桌面上。
“亲爱的弗雷伊，我听说你有紧急事务要见我。好，你有什么事要说呢？”
罗杰·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是不喜欢喋喋不休的；当然他自己的长篇讲话不在此例，不过他也只有在作公开演讲时才如此。在私下里他是喜欢长话短说的，当他的几个比较爱罗嗦的属下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显而易见地变得僵硬起来了。他愈来愈向后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长。他从鼻尖下盯视着这位部长，好像这个一直可以信赖的属下突然给他的书房中带来了什么惹人讨厌的东西似的。不过，罗杰·弗雷伊知道在5米之外他面孔在总统眼里便模糊不清了。总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视，因此除了读讲稿之外，在公共场合他是绝不戴眼镜的。
内政部长结束了他的独白，也不过用了一分钟光景，提到了罗兰和杜克勒的评论，最后以“我公事包里有罗兰的报告”做结束语。
总统没有说一句话，把手伸过桌子来。弗雷伊把报告从公事包中取出，交到总统手里。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袋里掏出阅读用的眼镜戴上，然后把文件摊开在书桌上，开始阅读。
这时花园里的鸽子停止了叫声，好像知道现在不是叫的时候。罗杰·弗雷伊注视着窗外的树，然后望着桌子上吸墨纸旁边的黄铜台灯。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朱红色的烛台改装成的台灯，在总统五年的任职期内，有几千个小时，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着数不尽的国家文件。
戴高乐将军读得很快，只花了3分钟，就把罗兰的报告读完了。他很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把手放在上面，然后问：“好，我亲爱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么？”
罗杰·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用最简单明了的词句像背诵似地向总统报告。他两次用这句话：“根据我的观点，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个威胁……”他只用了33秒钟时间，甚至用了“为了法国的利益”这样的话。
总统打断了他的话，他那响亮的声音提到法国这个字的时候，好像这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可与之比拟的。
“亲爱的弗雷伊，法国的利益是不能让人看见法国总统被一个可耻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胁吓得畏缩不前，而且——”他停了一会儿，他对这个不知姓名的暗杀者很蔑视——“还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雷伊发觉他束手无策了。将军并没有像内政部长所担心的那样发脾气。他开始清晰、准确地讲话，他不愿让他的听话者对他的意图有丝毫模糊不清之处。当他说话时有些词句传到窗户外面，塔赛尔上校也听见了。
“法国不应当接受……把尊严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可耻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雷伊离开总统那里。他严肃地向塔赛尔上校点了点头，通过礼仪大厅的门走了出去，下了楼梯走到前厅。
为首的接待员陪着部长走下石级，坐进等待着的雪铁龙汽车，并且看着部长乘车而去，他不禁想到：“这个人一定又带走了苦恼和难题，我是经常看见的。不知道这位老年人对他说了些什么。”由于他是首席接待员，他在这里已服务了二十年，对这种情形已是司空见惯，因此他的脸部就像爱丽舍宫的宫墙一样始终保持着平静。
“不，不能那样干，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罗杰·弗雷伊从他办公室的窗口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听他讲话的人。当他从爱丽舍宫回来后，几分钟内，他就召来了他的秘书长亚历山大·桑根纳蒂。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个狂热的戴高乐派的铁腕人物。这个人在过去两年内，由于内政部长委派他做了很多关于法国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于他毫不犹豫地出动了共和国保安部队、抗暴部队以及45000名准军事部队，用有效的战略战术对付不论左派或右派的上街游行示威，使极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产党人也叫他法西斯，虽然他所采取的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铁幕以外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最文明措施。
极右分子也同样地不喜欢他，因为他压制民主和民权，但更为可能的是因为他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长期以来本想由他们来保持这种公共秩序、以便使他们自己扬名。
群众也普遍地不喜欢他，因为严酷的法令都是从他的办公室发出来的。根据这些给群众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设置了栅栏，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检查身份证，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并大肆宣扬年轻的示威者被共和国保安部队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闻界已经把他称为“反秘密军队组织的专家”，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他作为法国挨骂最多的人即便肚子里有气，也没办法去躲起来。他个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的，而在这个宗教里，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对着面前的吸墨纸怒目而视，吸墨纸上摆着浅黄铯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罗兰的报告。
“这样不行，不行。他这人简直没法办。我们得保护他的安全，他却不让我们这么干。我本来可以抓住这家伙的，这个豺狼。但你却说不容许我们采取反击措施。我们干什么呢？就等着他袭击吗？就光坐着等吗？”
内政部长叹了一口气。他曾希望从他那位秘书长那儿得到些帮助，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现在他的工作还是那样困难，他重新坐在他的书桌后面。
“亚历山大，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这样：首先，罗兰的报告所说的情况，我们还不能肯定绝对是真的。这是他自己对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话的分析，这个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向维也纳的查问，现在还正在联系。我们已经与纪博将军联系过，他说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我们仅仅知道他的绰号的外国人，要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搜捕，那是一个不现实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意总统的意见。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个‘不’字，这是他的绝对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说明现在这件事不允许公开，不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搜查，除掉我们这个小圈子以外，不允许让外界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如果在报刊上公开了，总统将感到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不仅外国人要嘲笑我们，而且只要我们采取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那么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将会认为法国总统躲起来了，是为了躲避一个外国人。
“这里我再说一遍：他是绝对不许可把这件事公开出来的。”
部长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强他的语气，说：“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们在处理这桩具体事情时，即使仅仅给人们有丝毫这样的印象，人们就会动乱起来。相信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那么坚决。”
秘书长建议说：“在那些公共集会上露面总得改变一下吧？在这个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