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失踪了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属从此就都认定他们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的。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
“秘密军队组织”和戴高乐政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持续的权力斗争的末期，“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大胡子”。后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阳台和电线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一场秘密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究竟谁在哪个地窖里死于谁的酷刑之下，这一切将永远不得而知。
剩下来的“大胡子”仍留在“秘密军队组织”内等候保安总局的差遣。他们中有些人在参加保安总局之前是地下黑社会的职业刺客。他们仍保持着以前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地请地下黑社会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为政府干一些特别肮脏的勾当。这些活动使人们认为法国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门”，据说是在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助手·雅克·福卡尔指挥之下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门”，这些事情都是由行动分局的刺客或是从那个“社会”里临时借用的黑帮头头们干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这场仇杀也略知一二。当七个“大胡子”在阿尔及尔被杀后，他们宣布要向“秘密军队组织”讨还血债。科西嘉人的黑社会在1944年时曾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他们后来得到的报酬是有权垄断科达聚地区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60年代初期消灭“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中，科西嘉人则以同样的方式又一次为法国效劳。“秘密军队组织”里有许多成员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这场战斗有时几乎是兄弟间互相残杀。
在审讯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伙期间，“秘密军队组织”也在展开攻势。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策划小克拉玛事件的安东尼·阿古上校。他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里当过少尉，并且参加了在德国纳粹统治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后来，他曾在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骑兵团。他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却是个硬汉子，同时也是一个有战绩而又非常残忍的军人。从1962年起，他就成为“秘密军队组织”流亡在外的行动首脑。
阿古有丰富的心理战经验，他知道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斗争必须在各方面进行，既搞恐怖活动，也要通过外交渠道及宣传活动。作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他安排“秘密军队组织”的外围政治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同全西欧的报纸和电视举行一系列的会见，用体面的词句说明“秘密军队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古的才干，过去曾使他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使他成为“秘密军队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安排让乔治·皮杜尔接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皮杜尔的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法国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炸恐怖活动一样，使法国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63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戴高乐的事件。戴高乐预定要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戴高乐步入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戴高乐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让·比农、一个名叫罗贝·普瓦纳尔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保罗·鲁瑟莱·德·莉菲阿夫人。射手应该是乔治·瓦当来担任。但这次又让“拐子”乔治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普瓦纳尔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乔治·瓦当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吕·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戴高乐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弗雷伊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情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
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干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人员跟踪阿古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因此，我方的行动，凡针对阿古者，必须以最快速度周密进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权。〗
这项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1963年2月25日，安东尼·阿古在罗马会见了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后回到德国的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到乌纳特尔街的寓所，却乘坐出租汽车到伊登·沃尔夫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打算在这儿开个会。他还没有到房间去，在旅馆的大厅里就遇到两个口操纯粹德语的人找他谈话。他还以为他们是德国的便衣警察，正打算从口袋里取出他的护照。
这时，他突然感到两只手臂被紧紧夹住，他的脚离开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馆门口的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里。他开始抗议，却遭到了对方用法国话的一顿臭骂，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只手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只手指点了他耳朵下的神经，他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时以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警官说，他代表“秘密军队组织”说话，并说安东尼·阿古已经“捆绑停当”，待在这座房子后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几分钟后，面包车的门打开了，阿古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出现在一群惊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站得住。由于鼻子出血，他的脸上沾满着血迹。他的嘴被一个钳子夹住。
警察把钳子拿掉，有人问他：“你是安东尼·阿古上校吗？”他说：“对。”至于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员偷运过国境，这辆汽车又如何开到警察局后院而由一个陌生人用电话通知，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工作中开了个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释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动分局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弄掉阿古虽然使“秘密军队组织”的士气大为低落，但是却为阿古身后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马尔克·罗丹上校掌握谋刺戴高乐行动的指挥权铺平了道路。他虽然藉藉无名，却同样精明强干。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件不合算的买卖。
3月4日，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判决，他和其他两人被判处死刑，而“拐子”瓦当则没有逮住。
3月8日，戴高乐总统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听了犯人辩护律师提出的减刑请求。最后，他把其他两人的死刑减判为终身监禁，而对巴斯蒂安·蒂尼则维持原判。
这天晚上，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当后者微笑着表示不相信时，律师说：“日期定在3月11日，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并且摇摇头。
他告诉律师说：“你不知道，在法国军队里，没有一队士兵会对准我开枪的。”
他毕竟估计错了。
在法国的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早晨8点钟的新闻节目里，报道了这条执行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土地上，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
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这条消息触发了一系列的计谋和行动，这些计谋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死亡。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就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新行动首脑马尔克·罗丹上校。
第二章
马尔克·罗丹关了半导体收音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远眺窗外白雪覆盖的景色：这迟来的春天，使积雪还没有开始融化。
“这些混蛋！”他小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和行动分局的强烈仇恨。
罗丹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几个领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灰白色的脸蕴藏着满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他没有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历，使他不能再往上晋升。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在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他才十七八岁，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驾驶着一条渔船，从法国逃到英国，后来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当了一名列兵。
罗丹从列兵到下士，然后上升到准尉，经历是很艰苦的。在科尼希将军率领下，他在北非参加了几场血战。后来又跟着勒克莱在诺曼底登陆，通过灌木丛林，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才使他带上了军官的肩章。如果凭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战前，他只能考虑自己是复员呢，还是留在部队里终身当一名小兵。
可是，复员后回去干什么呢？他除了父亲教给的修鞋技术以外，一无所长。他发现自己家乡的工人阶级已归共产党控制，共产党接管了“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的内务部。因此，他只好留在军队里。后来他看到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有知识的年轻新一代，通过教室里的理论课程赢得了同他一样的、用鲜血换来的“v”形军官臂章，这使他更感到不平。当他眼看着他们在军衔和特权方面都超过自己以后，这种不平之感便变得难以摆脱了。
剩下来的惟一出路是参加殖民军部队，那儿的士兵勇猛顽强，长年征战，不比那些义务兵只是在操场上练个没完。因此，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里，很快成为一名连长。和他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人，说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为一个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还必须通过战斗、战斗、更多的战斗。他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已经是一名陆军少校了。他回到法国又经历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后，又被调到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这件事以及他在法国度过的那一年，使潜伏在内心的愤愤不平变成了对政客们和共产党人的厌恶。在他眼里，政客和共产党是一路货，他们这些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法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去了。法国如果不由军人统治，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遍布法国政界的卖国贼、马屁精的掌握。只有军队里才不存在这两种人。
罗丹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时还掩埋过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中坚。正是由于这些战士的流血牺牲，那些资产阶级才得以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打了八年仗以后，才从祖国的老百姓那里知道，大部分人对于军队还是毫不关心的。他看到过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军队的文章，写的无非是些关于严刑拷问战俘以获取重大情报等琐碎小事。这些在马尔克·罗丹内心激起了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由于没有晋升机会而积下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地有殖民地政府当局的支持，在国内有政府和人民作为后盾，那么军队是能够打败越盟的。在越南的失败是一种集体的背叛，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在那儿死去，而且死得毫无意义。罗丹自己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背叛的。在阿尔及利亚就能证明这一点。他在1956年春天离别马赛口岸时，是一个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的高山上他将达到自己毕生事业的顶峰，从而使法国军队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和残酷的战斗，并没有动摇他信念。确实，这些反抗者并不是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征服。虽然他和他的士兵们击毙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庄夷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来愈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所需要的当然是宗主国给他的支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不论在什么地方打仗，毫无疑问都是法国领土的一个角落。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一部分，那里居住着300万法国人。人们为阿尔及利亚打仗，就像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打仗一样。在他升为陆军中校时，他就转移到城市去战斗，起初在波尼，后来到君士坦丁。
在布莱德他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总还是战斗人员。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里那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争的仇恨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在后一种战争里，清洁工人把塑料炸弹放在法国人常去光顾的咖啡馆、超级市场和游艺场里。他为了把那些在法国公民中间置放炸弹的坏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采取的残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绰号。
为了最终消灭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惟一需要的就是从巴黎得到更多的帮助。罗丹和大多数狂热分子一样，可以单凭信念而不顾观点、战争费用的日益增长；在一场愈来愈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重负下，法国的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的士气逐日下降等等，对他来说，都成了小事一桩。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净利落地搞掉了腐败的摇摇欲坠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由于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个词，并由将军们传达下去，这才使他得以回到总统府，然后又于1959年4月进入爱丽舍宫。当罗丹听到戴高乐说出那个词时，他回到屋里兴奋得哭了。当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于罗丹来说，就好像上帝降临人间。罗丹认为戴高乐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产党人将被撤职，让·保罗·萨特必然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必须服从指挥，而法国不久终将全力保护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骨肉，支持正在保卫法国文化边疆的军队的。
罗丹对这一切就像他对太阳会从东方出来一样有把握。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办法着手恢复法国时，罗丹以为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了。总得允许老头儿有一定的时间啊。当法国内阁与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初步谈判的传闻不胫而走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是他仍然认为未对当地农民进行彻底的扫荡仅仅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确信老头儿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他不是曾经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当最后毫无疑问地证明戴高乐复兴法国的版图并不包括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理想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这个制度，恨这些政治家，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恨工会委员会，恨新闻工作者，恨外国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戴高乐。1961年4月，除掉一些软耳朵的胆小鬼们拒绝参加外，罗丹带领全团举行了一次军事政变。
哗变失败了。戴高乐只是略施小计，就把哗变在娘胎里扼杀了。在最终宣布开始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前几周，给部队发了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军官们的注意。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部队的无害安抚，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们甚至还赞成这种做法。苦于炎热、苍蝇和无聊生活的士兵们，听听法国的流行音乐倒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在军队的忠诚受到考验的严重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结束后，他们听到了罗丹自己于1940年6月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一些营长早晨醒来时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军官还在，大多数军士都走了。
兵变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罗丹比其他部队幸运些，他的120名军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带领的这个部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过汗的，而且在阿尔及利亚也流过血的。他和其他参加兵变的人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秘密军队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那个叛徒。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当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辛苦所得廉价变卖、逃离战火纷飞的海岸时，“秘密军队组织”对他们不得不留下的一切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洗劫。之后，那些在戴高乐当局的名单上挂了号的“秘密军队组织”领导人，只有离乡背井逃亡国外一条路了。
1961年冬，罗丹成为安东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国外的“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领袖。从此以后，阿古凭他锐利的鉴别能力、他的才干和他的敏捷，使他成为在法国大城市进行活动的幕后人；而罗丹的特点，则是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老练和他具有丰富的战斗知识。
如果他仅仅是一名粗鲁的狂热者，那他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而决不会是一个杰出的领袖。早在60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干的人为“秘密军队组织”扛枪。但他比这些人更为能干。老鞋匠生下他时给他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虽然他始终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经过军事学院的训练，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来的。
当罗丹以自己的信条面对法国和面对军队的荣誉时，他和其他人一样的固执；但当他对待纯粹是具体问题时，他就能重视实际效果并进行逻辑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筹。
因此，他在3月11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谋刺戴高乐的问题。他并不那么傻，认为这项工作简单易行。相反，由于小克拉玛和军事学院的失败，更加重了困难。要想寻找一个刺客倒不是难办的，问题是现在总统周围已经筑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围墙，想找一个人或提一个简单计划，能钻进这个安全的围墙，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他有条不紊地在脑子里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
他在窗前坐了两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才拟出了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计划进行严格检查时，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后却总是经不起考验，无法成立。想来想去，总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保密问题。
自从小克拉玛事件以后，情况有了改变。行动分局打入“秘密军队组织”上下各层的程度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他的上级阿古最近遭到绑架一事就表明行动分局是多么急于抓到“秘密军队组织”的领导人并加以审问。他们甚至不惜和德国政府大吵一场。
阿古受审已有十四天，“秘密军队组织”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乔治·皮杜尔突然对出头露面失去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惊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远程机票。
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都大为丧气。在法国境内，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如今接到电话时却都轻声说一句道歉，就挂上了电话，再也不肯理睬他们了。
小克拉玛事件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法国警察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另外还有两次谋刺戴高乐的活动，当阴谋策划者们刚坐下开第二次会时，就被大批警察捕获。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委员会里进行讲演，空谈在法国恢复民主的时候，罗丹却坚强地准备对付他床旁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所描述的那些事实：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秘密军队组织”在法国保安总局和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罗丹独自一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一个不知名的人……”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统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法国警察总部有一本像《圣经》那么厚的档案。他自己——马尔克·罗丹，不是也因此而躲在奥地利一个偏僻山村的旅馆里吗？
快到中午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会儿又否定了这个答案，但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拣了回来。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缓慢而又吃力地以这样一个人为中心制定了一套计划，然后又对此项计划设想了种种障碍和反对意见。这项计划通过了这一切，甚至保密问题。
刚要打午餐铃的时候，罗丹穿上大衣下了楼。他在大门口碰上了从冰封的街道上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是冷风却使他那因为吸烟过多和室内高温而迟钝发木的头脑顿时清醒了。
他向左一拐，嘎吱嘎吱地往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在那里发了一连串的电报，告诉他那些化名分散在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伙们说，他因为有任务外出，将有几个星期不在此地。
当他正步履艰难地往他那简陋的住地走去时，他突然想到：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也害怕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谋杀威胁下销声匿迹了。他耸了耸肩，随他们怎么想吧，现在已经不是作详细解释的时候了。
他在小旅馆里吃的午饭。今天的菜单是罐炯肉烤面条。虽然这几年他一直在阿尔及利亚的荒山和丛林中生活，对食物的滋味已经无所谓了，但这一罐面条也是很困难地才塞下去的。当天午后，他整理行装，付清账单，离开那里去执行一项独特的任务——去找一个人，严格地说，去找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存在。
罗丹登上火车的时候，在伦敦的飞机场，正好有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式客机朝着04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是从贝鲁特飞来的。在列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高高的浅黄铯头发的英国人。中东的太阳把他的脸晒得黝黑而健康。他在黎巴嫩尽情地享受了两个月难以想象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此外对他来说，更使他快活的是监督从贝鲁特银行把一笔不小的款项转入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的沙土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葬掉。这两人的死亡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古莫里阿式火箭的研制推迟了好多年。而纽约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慷慨地掏出腰包给这个英国人还是非常合算的。
这个英国人轻轻松松地通过了海关的检查，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他在伦敦西区的公寓套间。
罗丹寻找了90天，结果只是拿到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档案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装在他那永不离手的公文包里。他到6月中旬才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馆住下了。
他在维也纳邮局发了两份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波尔萨诺，另一份发到罗马。他召集他的两名主要助手，到维也纳他住的小旅馆来开一个紧急会议。在24小时内，这两个人都来到了。卢内·蒙克雷是从波尔萨诺乘出租汽车来的。安德烈·卡松则是从罗马乘飞机来的。他们两人都使用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在这个时候，住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人员所掌握的名单里，都列有他们的名字。法国警方不惜花费大量钞票雇用眼线在飞机场和边境到处查询他们呢。
安德烈·卡松是在规定的11点差7分钟首先来到克莱斯特旅馆。他让司机把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口，在一家花店橱窗前整理了一下领带，消磨了几分钟，顺便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后很快地进入旅馆大厅。罗丹跟平常一样是用假姓名登记的。这次用的是他二十个假姓名中的一个，也只有他熟悉的伙伴才知道。他们两人都在前一天收到一份用舒尔茨具名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特定的二十天内用的假姓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用德语询问一个坐在接待室的年轻人。年轻人查看了一下登记簿。
“在64号房间，是他约你来的？”
“是的。”卡松回答着直接向前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过道寻找64号。他发现64号在右边过道的中部。当他伸手去敲门时，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抓住他。他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一张下巴突出的脸，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毫不惊奇地注视着他。原来这个大个子家伙在高房间门口不远的隐蔽处就跟上了他。由于这人走在地毯上，因此卡松一点儿没听到他的脚步声。
“您想干什么？”这个家伙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但是握住卡松右肘的手却没有松下来。
就在这一刹那间，卡松直感到恶心想吐，他想到四个月前阿古在伊登·沃尔夫饭店被迅速绑走的情况。然后，他才认出身后的这个人是外籍军团里的一个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他想起罗丹有时用这个维克托·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来看他，维克托。”他轻声答道。听到对方称呼自己的名字和主人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双眉皱得更加连到一起去了。
“我是安德烈·卡松。”卡松又补充了一句。科瓦尔斯基似乎无动于衷。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64号房门上敲了敲。
里面一个声音答道：“谁？”
科瓦尔斯基把嘴凑到门缝处。
“来了个客人。”他低声地咆哮道。
门开了一条缝，罗丹向外张望，然后把门敞开了。
“我亲爱的安德烈，真抱歉这样对你。”他对科瓦尔斯基点了点头说，“没事，下士，我和这人约好了的。”
卡松感到自己的右肘终于被松开了，这才跨进了房间。
罗丹站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把门关上了。大个子波兰人又回到了壁龛的阴暗处站着。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领他到煤气炉前的两个扶手椅那里。虽然是6月中旬，但外面下着冰冷的蒙蒙细雨。两个人都已经习惯于北非的烈日了，因此把煤气炉开得大大的。卡松脱下雨衣，在火炉前坐下来。
“马尔克，你往常并不是这样小心谨慎的。”他说。
“这并不是为我自己。”罗丹回答，“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会安排好的。问题是必须花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掉。”他指着窗前书桌上放在手提包旁的一份厚厚的文件夹子，“这是我为什么把维克托带到这儿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总可以给我一分钟时间让我毁掉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该是很重要吧！”
“可能是这样。”罗丹说话的声音里仍然有一种很满意的口气，“但是我们还要等一等卢内。我告诉他，让他11点15分到这里来，这样你们不至于同时到达而使维克托慌乱。如果有很多人同时来这里而且是他不认识的，他就会感到紧张。”
罗丹露出了一丝罕见的微笑，他想到左腋下挂着沉甸甸的科尔特牌左轮手枪的维克托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有人在敲门，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缝上：“谁？”
这次是卢内·蒙克雷的声音，紧张而畏缩。
“马尔克，看在上帝的面上……”蒙克雷结结巴巴地说。
罗丹把门打开了，卢内·蒙克雷站在那里，由于身后的那个波兰家伙的高大而使他显得更加矮小了。维克托用左胳膊抱住他的身子，紧紧夹住了这位会计师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托。”罗丹悄悄地对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欣慰地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旁椅子里微笑着的卡松做了个鬼脸。
门又一次关上了，罗丹对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向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下大衣，露出了一套剪裁得很差的满是皱褶的深灰色西服，他穿得很不讲究。他和罗丹像大多数习惯于穿制服的退伍军人一样，穿便服时总是那么不合身。
罗丹作为主人，请他们两人在卧室的两把扶手椅上坐下。为自己保留了他当写字桌用的普通桌子后面的一把高背椅。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询问地举起瓶来。两位客人都点点头。罗丹在三只酒杯里都斟满了酒，把两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他们开始饮酒，让酒来消除身上的寒气。
卢内·蒙克雷斜靠在床边，他是一个很结实的矮个子。他和罗丹一样是军队里的职业军官。但他和罗丹不同的是没有带过兵。他大部分的军队生活是在管理部门工作。在最后的十年，他在法国军队中干会计工作。从1963年春天起，他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出纳。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细心，穿的衣服仍然像在阿尔及利亚当银行经理时一样。他是法国首都地下的“秘密军队组织”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联系人。
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在“秘密军队组织”内部，都是很有名望的，是强硬派。但也各有特点。卢内·蒙克雷有一个19岁的儿子。三年前当他还在马赛军队里当会计时，儿子到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中服役。少校卢内·蒙克雷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这位年轻战士后来被游击队抓住，关在一个村子里。当军队巡逻队攻打这个村子时，发现他已经死了，随着就地把他埋葬了。事后他了解到儿子当俘虏后，被游击队残酷折磨的细节，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为儿子报仇。这些事情在军队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的工作、他的住宅和家庭。他所供职的银行的总行设在巴黎，因此，即使阿尔及利亚易主，他也不会失业。但是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在1960年发动叛乱时，他参加了，并成了他的家乡君士坦丁的领袖之一。事后，他仍然保留了工作职位。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去时，他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军队哗变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对戴高乐的新政策深感恼怒，他眼看着当地的小农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只身逃回到大洋彼岸他们中好多人还从未涉足过的祖国。于是他就帮助一队“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抢劫了他所在的银行约3000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了他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共谋关系，向上司作了汇报，他就不能再在银行里干?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