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记得安迪。我们都高兴他走了，但也有点难过。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你知道把它们关住是不对的，所以你会为它们感到高兴，但如此一来，你住的地方仍然会因为它们离去而显得更加黯淡和空虚。
我很高兴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尽管故事似乎没有结尾，然而故事勾起了往事（就好像树枝翻搅了河中的泥泞一样），不禁令我感到有点悲伤和垂垂老矣。多谢你肯耐心聆听这个故事。还有，安迪，如果你真的到了南方，请在太阳下山以后，替我看看星星、摸摸沙子、在水中嬉戏，感受完全自由的感觉。
い？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故事还能继续写下去，但我现在坐在桌前再补充个三四页，这次是用新本子写的。这本子是我从店里买来的，是我走进波特兰国会街的一家店里买来的。
原本以为我在一九七六年一个阴沉的一月天，已经把这个故事写完了，但现在是一九七七年五月，我正坐在波特兰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里，为这个故事添增新页。
窗子是敞开的，不时传来外面车子的喧嚣声，震耳欲聋，也挺吓人的。我不断看着窗子，确定上面没有装铁栅栏。我晚上常常睡不好，因为尽管房租很便宜，这个床对我来说仍然太大，也太豪华了。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便惊醒了，感到茫然和害怕。我常做噩梦，重获自由的感觉就好像自由落体骤然下降一样，让人既害怕又兴奋。
我是怎么了？你还猜不到吗？他们批准我假释了。经过三十八年一次次的听证会和一次次驳回，我的假释申请终于获准了。我猜他们放我出来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经五十八岁了，如此高龄，不太可能再为非作歹了。
我差一点就把你们刚刚读到的故事烧掉。他们会详细搜查即将假释的囚犯，就好像搜查新进犯人一样仔细。我的“回忆录”中所包含的爆炸性资料足以让我再坐六到八年的牢，除此之外，里面还记载了我猜测的安迪的去处。墨西哥警察将会很乐意和美国警方合作，而我不希望到头来得牺牲安迪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放弃这么辛苦写好的故事。
这时候，我记起安迪当初是怎么把五百美金偷渡进监狱的，于是我把这几页故事以同样方法偷渡出去。为了保险起见，我很小心地重写了提到齐华坦尼荷的那几页。因此即使这篇故事被搜出来，我得回去坐牢，警察也会到秘鲁海边一个叫拉思因楚德的小镇去搜寻安迪。
假释委员替我在南波特兰一家超级市场找了个“仓库助理”的差事——也就是说，我成为年纪很大的跑腿伙计。你知道，会跑腿打杂的人基本上只有两种，要不就是年纪很轻，要不就是年纪很大。但不管你属于哪一种，从来没有客人会正眼瞧你。如果你曾经在史布鲁斯超市买过东西，我说不定还曾经帮你把买好的东西从手推车中拿出来，放到车上……但是，你得在一九七七年三、四月间到那里买东西才碰得到我，因为我只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
起初，我根本不认为自己能适应外面的世界。我把监狱描绘成外面社会的缩影，但完全没料到外面的世界变化竟然如此之大，人们走路和讲话的速度都变快了，连说话都更大声。
我一时之间很难适应这一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就拿女人来说吧。近四十年的牢狱生涯，我几乎已经忘记女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突然之间，我工作的地方充满了女人——老女人、怀孕的女人（t恤上有个箭头往下指着肚子，一行大字写着：“小宝宝在这儿”），以及骨瘦如柴、不穿胸罩、|乳|头隐隐凸出的女人（在我入狱服刑之前，女人如果像这样穿着打扮，会被当街逮捕，以为她是神经病）等形形色色的女人，我发现自己走在街上常常忍不住起生理反应，只有在心里暗暗诅咒自己是脏老头。
上厕所是另一件我不能适应的事。当我想上厕所的时候（而且我每次都是在整点过后二十五分想上厕所），我老是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去请求上司准我上厕所，我每次都忍得很辛苦才没有这么做，心里晓得在这个光明的外面世界里，想上厕所的话，随时都可以去。关在牢中多年后，每次上厕所都要先向离得最近的警卫报告，一旦疏忽就要关两天禁闭，因此出狱后，尽管知道不必再事事报告，但心里知道是一回事，要完全适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上司不喜欢我，他是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我可以看出在他眼中，我像只爬到面前乞怜、惹人厌的老癞皮狗，其实连我自己都厌恶自己。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真想告诉他：年轻人，这是在监狱里过了大半辈子的结果。在牢里，每个有权的人都变成你的主子，而你就成为主子身边的一条狗。或许你也知道自己是一条狗，但是反正其他犯人也都是狗，似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然而在外面世界的差别可大了。但我无法让这么年轻的人体会我的感受。他是绝不会了解的，连我的假释官都无法了解我的感受。我每周都要向假释官报到，他是个退伍军人，有把大红胡子，一箩筐的波兰人笑话，每周见我五分钟，每次说完波兰人笑话后，他就问：“雷德，没去酒吧鬼混吧？”我答说没有，咱们便下周再见了。
还有收音机播的音乐。我入狱前，大乐团演奏的爵士乐才刚刚开始流行，而现在每首歌仿佛都在谈x爱。路上车子这么多，每次过街时，我都心惊肉跳，捏一把冷汗。
反正每件事都很奇怪，都令人害怕。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再干点坏事，好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去。如果你是假释犯，几乎任何一点小错都可能把你再送进监牢。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我的确开始想，要不要在超市偷点钱或顺手牵羊，然后就可以回到那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至少一天下来，你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是认识安迪的话，我很可能就这么做了，但一想到他花了那么大的工夫，多年来很有耐性地用个小石锤在水泥上敲敲打打，只是为了换取自由，我就不禁感到惭愧，于是便打消那个念头。或是你也可以说，他想重获自由的理由比我丰富——他拥有一个新身份，他也有很多钱。但是你也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他并不能确定新身份依然存在，如果他没有办法换个新身份，自然也拿不到那笔钱了。不，他追求的单纯是那份自由。如果我把得之不易的自由随便抛弃，那无疑是当着安迪的面，唾弃他辛辛苦苦换回来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在休假时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小镇，那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的事了。初春的田野，雪刚刚开始融化，天气也刚暖和起来，棒球队北上展开新球季。我每次去的时候，口袋中都带着一个罗盘。
我想起了安迪说的话：在巴克斯登镇北边有一大片牧草地，在牧草地的北边有一面石墙，石墙底部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和缅因州的牧草地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一块火山岩玻璃。
你会说，这还真是愚蠢的行为。像巴克斯登这样的乡下地方，会有多少牧草地？五十？一百？说不定比这还要多。即使我真的找到了，也不见得认得出来，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到那块黑色的火山岩玻璃，或更可能的情况是，安迪把那块玻璃放进口袋里带走了。
所以我同意你的话，我这些举动还真是愚蠢行为，毫无疑问。更何况对一个假释犯来说，这趟旅行无疑是一大冒险，因为不少牧草地上都竖着“不许践踏”的牌子。你要是误踏进去一步，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我真傻，但是花了二十七年的光阴在混凝土墙中敲敲打打，也同样傻。不过既然我现在不再是监狱里那个什么都弄得到手的万事通，只是个跑腿打杂的人，有件事情做做，让我暂时忘掉出狱后的新生活也好，而我的嗜好就是寻找安迪藏钥匙的石头。
所以，我经常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走在路上，听着鸟叫，看着潺潺流水，查看融雪后露出的空瓶子——全都是无法退瓶、没用的瓶子。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比起我入狱之前，现在的世界似乎变得挥霍无度——然后继续寻找那片牧草地。
路旁有不少牧场，大多数都立刻可以从名单中删除。有的没有石墙，有的有石墙，方向却不对。无论如何，我还是在那些牧草地上走走，在乡下走走很舒服，在这些时候，我才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宁静。有一次，有条老狗一直跟着我，还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头鹿。
然后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即使我再活个五十八年，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个宜人的星期六下午，我走着走着，在桥上垂钓的男孩告诉我，这条路叫老史密斯路。这时已近中午了，我打开带来的午餐袋子，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吃起来。吃完后，小心把垃圾清理干净，这是爸爸在我和那个男孩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教我的规矩。
走到大约两点钟左右，在我左边出现一大片草地，草地尽头有一堵墙，一直往西北方延伸而去，我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向那堵墙。一只松鼠从橡树上唠唠叨叨地斥责我。
距离墙端还有四分之一的路时，我看见那块大石头了。一点也不错，乌黑的玻璃，光亮得像缎子一样，是不该出现在缅因州牧草地的石头，我呆呆地看了很久，有种想哭的感觉。松鼠跟在我后面，依然唠唠叨叨。我的心则怦怦跳个不停。
等我情绪稍稍平复后，我走向那块石头，蹲在它旁边，用手摸摸它，它是真的。我拿起石头，不是因为我认为里面还会藏着任何东西，事实上我很可能就这么走开了，没有发现石头下的任何东西。我当然也不打算把石头拿走，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权利拿走石头，我觉得把这块石头从牧草地上拿走，不啻犯了最糟糕的盗窃罪。不，我只不过把石头拿起来，好好摸摸它，感觉一下它的质地，证明这块玻璃石头的确存在。
我看着石头下的东西许久、许久，我的眼睛早就看到了，但是我的脑子得花一点时间，才能真正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下面赫然放着一个信封，信封很小心地包在透明的塑胶袋中，以避免弄湿。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是安迪整齐的字迹。
我拿起信封，把石头放回安迪和他已过世的朋友原先放置的地方。
亲爱的雷德：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的话，那表示你也出来了。不管你是怎么出来的，总之你出来了。如果你已经找到这里，你或许愿意往前再多走一点路，我想你一定还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吧？我需要一个好帮手，帮我把业务推上轨道。
为我喝一杯，同时好好考虑一下。我会一直留意你的情况。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逝的。我希望这封信会找到你，而且找到你的时候，你过得很好。
你的朋友
彼得·斯蒂芬
我没有当场打开这封信。一阵恐惧袭来，我只希望在别人看到我之前尽快离开那里。
回到自己房间以后，我才打开信来读，楼梯口飘来阵阵老人煮晚餐的香味——不外乎是些粉面类的食物，美国每个低收入的老人家晚上几乎都吃这些东西。
看完信后，我抱头痛哭起来，信封里还附了二十张新的五十元钞票。
我现在身在布鲁斯特旅馆，再度成了逃犯——违反假释条例是我的罪名。但是我猜，大概没有警察会大费周章地设置路障，来逮捕这样一个犯人吧——我在想，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手上有这份稿子，还有一个行李袋，大小和医生的医药包差不多大，所有的财产都在里面。我有十九张五十元钞票、四张十元钞票、一张五元钞票和三张一元钞票，还有一些零钱。我拿一张五十元钞票去买了这本笔记本和一包烟。
我还在想，我该怎么办？
但毫无疑问，只有两条路可走。使劲活下去，或使劲找死。
首先，我要把这份手稿放回行李袋。然后我要把袋子扣上，拿起外套走下楼去，结账离开这家廉价旅馆。然后，我要走进一家酒吧，把一张五元钞票放在酒保面前，要他给我来两杯威士忌，一杯给我自己，一杯给安迪。这将是我从一九三八年入狱以来，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喝酒。喝完后，我会给酒保一元小费，好好谢谢他。离开酒吧后，我便走向灰狗巴士站，买一张经由纽约到艾尔帕索的车票。到了艾尔帕索之后，再买一张车票到麦克纳里。等我到了麦克纳里后，我猜我会想想办法，看看像我这样的老骗子能否找机会跨过边境，进入墨西哥。
我当然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齐华坦尼荷，这名字太美了，令人忘不了。
我发现自己兴奋莫名，颤抖的手几乎握不住笔。我想惟有自由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奔向不确定的未来。
我希望安迪在那儿。
我希望我能成功跨越美墨边界。
我希望能见到我的朋友，和他握握手。
我希望太平洋就和我梦中所见的一样蔚蓝。
我希望……
后记
我在纽约待了两三天，我们绕着这个主题谈了三四次，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园大道与第46街的交叉口决定的。比尔跟我正站在那里等着红灯转绿灯，注视着出租车驶进隧道中，然后比尔说道：“我想先出《二次降临》好了。”
正好，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本——可是他的口气有点奇怪，好像不太情愿，于是我抬起头来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没什么，不过如果前一本书是写一个能以心灵力量移动物体的女孩，接着又出这本关于吸血鬼的书，你可能会被定型。”他说道。
“定型？”我问道，真的是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吸血鬼与能隔空移物的超能力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什么型呀？”
“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他说道，口气更勉强了。
“喔！”我说道，大大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啊！”
“再过几年看看，”他说道，“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就这样啊！’”
“比尔，”我说，心中颇觉有趣，“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谋生。洛夫克莱夫特洛夫克莱夫特（hplovecraft，1890—1937），恐怖与奇幻小说作家，斯蒂芬·金称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典恐怖小说作家“。长期饿肚子，布洛奇布洛奇（robertbloch），著名作品为《惊魂记》（psycho）。后来根本放弃而改写悬疑小说和不知算什么类型的戏谑之作。你看吧，电影《大法师》掀起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
转绿灯了，比尔轻拍我的肩膀说道：“你会非常成功，但我觉得你还是不明白。”
他比我更清楚真实状况，后来事实证明，在美国还真能靠写恐怖小说赚钱。《二次降临》后来改成《午夜行尸》这个书名，出版后销售奇佳。当时我跟家人已迁往科罗拉多州，着手写一本新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间闹鬼的旅馆。有一次在赴纽约时，我和比尔在一家名为“嘉士伯”的酒吧里聊到半夜（一头淡灰色的大雄猫显然把点唱机据为己有，你得把它抱起来，才能看见有哪些歌可点），并将小说的情节说给他听，听到最后，他把手肘撑在桌上，头埋在手中，活像他得了严重的偏头痛。
“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问。
“我很喜欢。”他言不由衷地说道。
“那么有什么不对吗？”
“先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女孩，再来是吸血鬼，现在又是闹鬼的旅馆跟能通灵的小男孩，你会被定型的。”
这一回我比较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想到许多恐怖小说作家，例如洛夫克莱夫特、克拉克·a·史密斯、弗兰克·贝尔克纳普·朗恩、弗里兹·雷伯、罗伯·布洛奇、理查德·麦西森、秀兰·杰克森（是的，即使她都被归为恐怖小说作家）等，多年来他们都让我得到不少乐趣。于是在嘉士伯酒吧里，看着猫睡在自动点唱机上，而坐在我身旁的编辑把头埋在手中，我明白，我的情况也可能更糟。例如，我可能成为像约瑟夫·海勒那样的“重要”作家，每七年左右才出版一部小说；或变成像约翰·加德纳这类作家，作品较艰涩，不那么大众化，读者全是些优秀学者，他们吃健康食品、开着旧绅宝汽车（车子后面的保险杆还贴着“支持金恩·麦卡锡担任总统”的褪色贴纸）。
“没有关系，比尔，”我说，“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
我们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尔仍然做他的编辑，我则继续写我的恐怖小说，我们两人都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这是一笔好交易。
于是我被定了型，但我并不是很在意——毕竟大多时候，我写的确实是恐怖小说。不过我写的只是恐怖故事吗？如果你读了前面的故事，就会知道并非如此……不过每个故事里都包含了一些恐怖的元素，不仅仅是《呼—吸—呼—吸》而已——《尸体》中吸血虫那档子事就颇吓人的，《纳粹高徒》里的梦中意象也同样可怖，天晓得为什么，我的脑子好像迟早都会转回那个方向。
这里的每篇稍长的故事都是我在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后写成的——似乎我每完成一项浩大的工作后，瓦斯桶中残留的燃料都刚好足够我写一篇中篇小说。最早完成的《尸体》写于《午夜行尸》之后，《纳粹高徒》则是《幽光》完成后，花了两个星期写成（《纳粹高徒》写完后，我精疲力竭，停笔了三个月）；《肖申克的救赎》写在《再死一次》就绪之后，《呼—吸—呼—吸》则是四个故事中最慢完成的作品，在《燃烧的凝视》写竣之后动笔。
这些故事以前都不曾出版过，甚至不曾交付出版商评估，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故事都在二万五千字到三万五千字之间——虽不是非常精确，但大致差不多吧。我得告诉你：即使最大胆的作家，碰到二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字这个数目，也会心惊胆跳。我们很难明确划定某一部作品究竟是小说还是短篇故事，至少不能以字数来界定，不过当一个作家写出近二万字的东西时，他知道这已经接近短篇故事的上限了。同样的，如果他写的故事超过四万字，就比较接近一篇小说。但是，在二万字以下与四万字以上这两块较明确的区域之间是个模糊地带，作家写到这个地方时，才猛然发觉自己来到小说中可怕的三不管地带——“中篇小说”。
从艺术的角度而言，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当然，马戏团里那些畸形怪胎也没什么不对，只是在马戏团以外的世界里，你就难得看到这类人；我的意思是，伟大的中篇小说很多，可是传统上总是只能在类型小说迷的小众市场上销售（这还是客气的说法，比较不客气、但更正确的说法是：几乎乏人问津）。你可以把一部很好的中篇推理小说卖给《艾勒里昆恩推理杂志》、《麦可仙恩推理杂志》，或把中篇科幻小说卖给《惊愕》、《类比》等杂志，甚至《全知》或《科幻小说杂志》。讽刺的是，好的中篇恐怖小说也有市场：前面提过的《科幻小说杂志》是其中一个例子，《阴阳魔界》是另外一个例子，其他还有许多原创恐怖小说的选集，例如由双日书屋出版、葛兰特编辑的“幽影”系列。
但是对于只能用“主流”二字来形容的中篇小说（这个形容词和“类型”一样令人沮丧）……就市场性而言，你的麻烦可大了。你忧愁地看着自己二万五千字到三万五千字的手稿，打开一瓶啤酒，在脑中听到一个很重的外国腔问道：“先生，您好，欢迎搭乘革命航空公司的飞机，旅途愉快吗？应该还不错吧！先生，欢迎加入中篇小说的行列，我猜您会很喜欢这趟旅程！来根便宜雪茄吧！把脚翘起来休息休息，我想您的小说还会放在这里很久、很久……对不对？哈—哈—哈—哈—哈！”
真令人沮丧。
从前，这类故事真的有市场（他哀叹）——例如《星期六晚邮报》和《柯立尔》、《美国水星》等杂志，不管长篇或短篇故事，都是这类刊物的主要内容。如果故事太长而无法在一期内刊登完毕，他们就会采取连载方式，分三期、五期或九期登完。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浓缩”或“摘要”小说的可怕方式（《花花公子》和《柯梦波丹》尤其喜欢这种糟糕的做法，你现在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读完整本小说），杂志会提供充分的篇幅来刊登小说。我还记得从前我会花一整天在家里等邮差送信，因为最新的《星期六晚邮报》即将出刊，而之前曾经预告本期将刊登雷·布莱德伯利的最新小说，或因为凯伦的连载小说将于本期刊出完结篇。
（那种迫不及待的焦虑心情，让我成为醒目的目标。邮差终于出现了，当他穿着短袖夏季制服、背着邮包、踏着轻快步伐走来，我会在走道尽头等他，身体动来动去，好像急着要上厕所的样子，一颗心简直快跳到胸口。他脸上冷然一笑，递给我一张电费单，其他什么都没有。我的心陡地下沉。最后他于心不忍，终于把《星期六晚邮报》递给我，封面是由洛克威尔所绘、满脸笑容的艾森豪威尔，里面有一篇关于索菲亚·罗兰的报道，还有由派特·尼克松执笔的文章《我说他是个很棒的人》，她说的是谁呢，你猜，当然是她的先生尼克松啦。还有很多故事，有长篇、有短篇，还有凯伦连载小说的完结篇。谢天谢地！）
而且这样的情形还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每个星期都发生！每当《星期六晚邮报》送来的时候，我猜我简直是整个东岸最快乐的小孩！
现在还有一些杂志会刊登长的小说——《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特别同情写出三万字小说的作者所碰到的出版问题，不过这些杂志并不特别欢迎我写的故事，因为我写的东西比较平淡，文学性不太强，有时又太冗长累赘（虽然要我承认这点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就某种程度而言，我猜我的小说之所以如此畅销，还得归功于这些特质（尽管这些特质似乎不太值得赞赏）。我的小说大多是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平凡故事，就好像文学界的麦当劳推出麦香堡和大包薯条一样。我懂得欣赏优雅的散文，但是发现自己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所以我欣赏的作家大都是像西奥多·德莱赛或诺里斯之类的写实作家）。如果把“优雅”这个元素抽离了作家的文笔，他就只剩下一条强壮的腿可以立足，那条腿就是“分量”。结果，我总是努力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你无法像纯种马一样奔驰，还是可以拚命发挥脑力（阳台上传来一个声音：“你说什么脑子？”哈！哈！很幽默，走开吧，你！）。
结果就是，当谈到你刚刚阅读的这几个短篇故事时，我发现自己的处境令人困惑。人们说我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到了即使我想拿送洗衣物单去出版都成（在批评家口中，过去八年来，我写的东西不过就是又臭又长的洗衣单），但是我却无法出版这几篇故事，因为这些故事的长度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短，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了，先生！脱掉鞋子！喝点廉价的朗姆酒！等会平庸革命钢铁乐团就要为我们演奏几首千里达歌曲。我想你会喜欢的。还有很多时间，先生。时间还有很多，因为我想你的小说会——”
——放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对呀、对呀，太棒了，你何不找个地方去推翻哪个帝国主义的傀儡民主政权？
我最后决定看看我的精装版小说出版商——维京出版社与平装版小说商——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对这几个故事有没有兴趣，故事分别是关于一个很特别的越狱犯、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被困在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中、四个乡下小孩的发现之旅，以及年轻女人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生下小孩的恐怖故事（或许故事其实是关于那个不是俱乐部的俱乐部），结果出版商说他们愿意出版。这就是我如何让这四篇很长的故事挣脱中篇小说的奇怪处境的经过。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些故事。
喔，关于定型这件事，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提一提。
大约一年前，有一天我告诉我的编辑——不是比尔，而是新编辑，一个名叫阿伦·威廉斯的好人，精明、机智而能干，但经常在新泽西的某个地方担任陪审员。
“爱死你的《狂犬库丘》了。”阿伦说。（当时编辑部正在准备那本小说的出版作业，内容是关于一只长毛狗的真实故事，刚刚才写完。）“有没有想到下一本要写什么？”
似曾相识的感觉出现了，以前我就有过这样的谈话。
“嗯，有了，”我说道，“我已经有一些概念——”
“说说看。”
“你觉得出版一本四个中篇小说的合辑如何？大部分都是普通故事，你觉得如何？”
“中篇小说？”阿伦说道；他是个大好人，但从他的声音听来，那天的好心情好像突然打了折扣，仿佛他刚赢来两张革命航空的机票，要去某个奇怪的小小香蕉共和国。“你的意思是长篇故事？”
“是的，一点也不错，”我说道，“我们就称这本书为《不同的季节》本书英文原名为differentseans，即”不同的季节“，台湾译本译为《四季奇谭》。什么的，这样大家看了，就知道这本书讲的不是吸血鬼或闹鬼的旅馆之类的故事。”
“那么下一本小说是不是关于吸血鬼的故事？”阿伦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我想不是；你说呢，阿伦？”
“描写闹鬼的旅馆如何？”
“不，我已经写过闹鬼的旅馆了。阿伦，你不觉得《不同的季节》听起来很不错吗？”
“听起来好极了，斯蒂芬。”阿伦说着叹了口气，仿佛一个大好人坐在革命航空公司新飞机的三等舱中，看到前座椅背上有蟑螂爬来爬去时发出的无奈叹息。
“希望你会喜欢。”我说。
“我可不这么认为。里面能不能有一篇是恐怖故事？”阿伦问，“只要一篇就行？有点像……‘类似的季节’（而不是不同的季节）？”
我微微一笑——仅仅微微一笑——一边想着史黛菲与麦卡朗医生的呼吸方法。“我大概可以加强一点恐怖气氛。”
“好极了！还有那本新小说——”
“写一辆闹鬼的车如何？”
“这才对呀！”阿伦喊道，我感觉得出来，他待会儿回去开编辑会议（或坐上陪审席）时，会非常快乐；我也很快乐——我爱我的鬼车，我想它会让很多人在天黑后穿过闹市时变得紧张兮兮。
不过我也很爱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而且我想我会永远喜爱这些故事，希望所有读者也喜欢，希望这几个故事能像所有的好故事一样——使你们暂时忘却积压在心头的一些现实问题，带你们到从未去过的地方，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魔术。
好了，我得走了，再见，请各位保持头脑清醒，读些好书，做点有用的事，快快乐乐地生活。
献上我的爱与祝福
斯蒂芬·金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于美国缅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