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黄克诚只有一部车，从来只有一部。
黄克诚对老伴和子女说：“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
他把这作为一条家规，要求子女不准动用，要求全家人严格遵守。
黄克诚最反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坐着小车“抖威风”。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地遵守这条家规，谁也不敢违例。全家人在黄克诚的言传身教下，保持着普通的“布衣”生活作风。
但是，“家规”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看起来似乎可以例外。
黄克诚膝下只有一个小孙子，他十分疼爱。在黄克诚面前，小孙子黄健可以算得上一个“特殊人物”了。
可是，就是黄克诚的这个“掌上明珠”，从他上学之日起，到他爷爷离开他远去，他从来没有一次坐他爷爷的小车去上学，全是自己挤公共汽车到学校。
一天清晨，雷鸣夹着电闪，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水从空中、从屋檐、从墙头、从树枝上跌落下来，满院冒着小水泡。水顺着门缝流出水沟儿，流出院子。千家万户的院子里的水，汇在一起，在大街小巷汇成了急流，淌成了小河。
黄健该上学了。
司机王秀全看见孩子打起雨伞，卷起裤腿，要往外走，有点心痛。
“小健，今天由叔叔作主，用车送你一趟。”
不料，这事让黄克诚的老伴唐棣华知道了。
“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奶奶对黄385健说。
于是，黄健听了奶奶的话，拒绝了叔叔的好意。
这时，唐棣华拿过雨伞撑开，把孩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事后，王秀全对人说：“我给黄老开了快十年车，这是唯一的一次自己作主要用小车送他的孙子，还碰了壁。”1980年春。
新绿的叶子从枯枝上长出来。花开了，白的，黄的，紫的，红的。阳光温柔地对着人们微笑。蔚蓝的天空中，鸟儿在飞翔。黄克诚一家老少包括工作人员，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黄克诚最小的儿子要结婚了！
但是，仔细一看，这种气氛中似乎又缺少了点什么。没有大摆筵席的准备，没有高级贵重的家具，没有花花绿绿的布置。当时，社会上婚嫁讲排场、摆阔气的风气盛行。
按说，就现有的家庭条件，动用小汽车把新娘接过来，似乎也并不为过。
于是，一个工作人员对着黄克诚的耳朵，小声说道：“黄老，能不能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
“年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克诚没有答应。
这时，又有一个工作人员说：“现在结婚都兴用小卧车接新娘，而且是一长溜小车，一般人家都是这么办。”但是，黄克诚坚持不答应。
那天，黄克诚的这个小儿子，骑着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中。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集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
那一年，老家来了一帮人来看黄老，都是他的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孩子。
黄克诚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远地来客。
黄克诚和家里人都知道，老家的人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便尽量安排他们多转几个地方，把首都北京的名胜古迹都看看。只是，有一点黄克诚没有“开戒”。每次外出时，他都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或乘班车，一次小车也没让他们坐过。最后，老家的人想去一趟八达岭。
“应该去，来北京不到长城去看看，是一大遗憾。”黄克诚十分赞成。
可是，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
有人想，老家人刚好可以坐满一小车，说不定黄老这次会让他们坐一趟小汽车，排场排场了。
没想到，黄克诚对大家说道：“你们就坐火车去，车费由我负责。开小车去，汽袖太贵，跑一趟八达岭要烧多少汽油啊！再说，我对家里人有个规定，游山玩水一概不能用小车。
你们也只有按这规定办了……“这就是严以律已的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来不追求个人享受。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症，因为家里贫穷，无钱医治，便留下了病根。
参加革命后，黄克诚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严重。
尤其是冬季寒冷，时常发作，大口大口地吐痰，有时一次要咳上几十分钟，憋得浑身直冒汗。
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同志们建议他冬季到南方去住。一些在南方工作的老部下，来北京看望他，也一再邀请他到南方去过冬天。
但是，黄克诚都一一婉言谢绝。
他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要带随员，需要花许多钱。而我出去却做不了什么工作，白白地给国家浪费钱财，也给地方上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出去的好。”
从1977年底他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定居北京，直到逝世，黄克诚从没有离开过北京。
即使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前，他虽然身居高位，但除了到外地开会和工作之外，也从来没有力避寒暑或游览，而专程到外地去过。
黄克诚常常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吃的穿的用的都由国家负担，这都是人民的血汗，一定要加倍珍惜。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即使是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黎民百性。游山玩水，大手大脚挥霍国家钱财，那不是共产党人所为，而是国民党作风。”
一位高级首长身边，总是有许多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护士、司机、炊事员……他们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才有幸被调到首长身边的。
外边的人很羡慕在这个小天地里工作的人，可是身居其中的人，却难于向人们倾吐自己的苦衷。
首长身边的许多工作，保密性都很强，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们对外界的联系，甚至和亲朋好友通个信，说个话，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有些喜欢活跃的年轻人，很不喜欢在这里工作、觉得生活单调，甚至有点寂寞。
可是，由于黄克诚严于律已，平易近人，待人诚恳，这种情况没有在他那里出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像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
1979年深冬。一天午后，护士李莉调到了黄克诚身边。她得知首长双目失明，又患有十四种疾病，感到压力很大。
但李莉服从了组织决定，来见黄克诚。
见面之后，黄克诚对李莉首先讲的不是在保健工作上对她的要求，而是吩咐秘书给她把住的房子安排好，收拾得暖和一些。秘书照办后，黄克诚还不放心，又拄着拐杖来到李莉的房间，摸摸床上铺得厚不厚，暖气热不热。
黄克诚是个重病缠身的老人，活动很不方便。但是，吃饭、穿衣、洗澡、上厕所……这些事他都自理，绝不给李莉增加麻烦。
黄克诚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由护士或警卫人员陪同，散步锻炼身体。
可是，年轻人往往是贪睡的。
有一天早晨，李莉睡过了点，耽误了黄老的锻炼。李莉深感内疚，而黄老却一点也没有责备她。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黄克诚在经过李莉的房间时，就用拐杖在门上轻轻敲两下。
“李莉，起床了！”
其实，屋里，李莉早已起来在洗漱了。
警卫参谋刘长春，1981年刚到黄克诚处工作，就有两件事没有处理好，但是黄克诚以他宽阔的胸怀，给予了谅解。至今，刘参谋提起来仍然激动不已。
刘参谋一上任，便遇到黄克诚在三○一医院住院。他是在病房里见到黄克诚的。
首长随便问了他几句家常话后，就让他把便壶递来要小解。可是，由于黄克诚的湖南口音太重，便壶两字他就是分辨不清。他又问了两次，黄克诚一个字一个字说给他听，他仍然没有听懂。刘参谋急得满头大汗，在屋里乱窜，依然没有找到黄克诚要的东西。
最后，护士进来了，才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可是，这时黄克诚的小便已经整整憋了半小时了。要知道，黄克诚小便失禁，这半小时他会多么难受。
事情过后，刘长春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黄老。
没想到，黄克诚若无其事地对他说：“小刘，我当时知道你是没有听懂我的话，干急没办法，怪我说不好普通话。没关系，咱们相处时间长了，你就能听懂我的话了。你不要在意，今后就大胆工作吧！”
黄克诚虽然没有批评刘参谋一句，但是刘参谋心里非常难受，他只恨自己不该让一个多病的老人遭受那么大的痛苦。接踵而来的第二件事，刘参谋也没有处理好，因而使黄克诚受到了更大的痛苦。
那天，病房的温度很高，热得黄老出了一身大汗。他患有肺气肿，怕热，一发烧就咳嗽不止。
于是，黄克诚请刘长春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些。
谁知，刘长春没有摆弄过这玩艺，三弄两弄，屋里的温度更高了。
黄克诚热得在床上没法呆了。
这次，刘参谋学聪明了。他赶忙找来护士把调节器调整到了适度的位置上。
刘参谋感到很惭愧，红着脸对黄克诚说：“黄老，都是我不好。”
黄克诚说道：“没关系，小刘，这样的事发生，都是因为你没有经验，以后多学习点就是了！”
黄克诚把司机王秀全风趣地称为“妻管严”。王秀全和黄克诚闲聊时，多次流露出他每天下班回到家里，都是全家第一号“忙人”，要买菜，要做饭，还要洗衣服。“那么，你夫人呢？”黄克诚笑着说。
“她指挥，我实干。”王秀全也以笑回答。
于是，“妻管严”的雅号就在工作人员中传开了。一个周末，下班时间还没到，王秀全又张罗起买菜的事了。“小王同志，你这个‘妻管严’病，看来是不治之症了。”黄克诚故意刺他一句，说完，哈哈大笑。
“黄老，咱们俩比起来；我这‘妻管严’要比你轻多了！”王秀全也和黄克诚开了句玩笑。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
黄克诚由于疾病缠身，晚年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他深知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非常感激。黄克诚多次对医生和护士说：“我没有好东西送给你们表示心意。我的老家湖南永兴出产桔子，很有名气，将来我一定请同志们尝尝我们老家的桔子。”
但是，黄克诚的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他就与世长辞了。黄克诚逝世后，他的夫人唐棣华按照他生前的愿望，自己掏钱，到湖南拉了一汽车桔子，给病房里的每个医务人员分了二十斤。
同志们拿着黄橙橙、鲜嫩嫩的桔子，想着可敬的黄老，心中不禁充满了g情……
黄克诚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有十次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他所坚持的意见都是正确的，而对他的批判斗争都是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出任了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当年曾经对他进行过错误批判的同志，纷纷来看望他，当面向他赔札道歉。有的同志甚至痛哭流涕，忏悔不已。
每当此时，黄克诚总是十分诚恳地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没有必要再提它了。重要的是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况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如果不批判斗争我，你们自己也过不了关啊！
所以说，你们是没有责任的。“
黄克诚还常常热情地关照来人好好保重身体，并手把手地传授他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说这种方法很有效，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许多慢性病疼都可以根除。
前来道歉的人起初不免有些紧张，听了黄克诚的话以后，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并深深地为之感动。
还有一些同志，当年曾因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而受到株连，现在虽然得到平反，但心里仍忿忿不平，表示一定要争个是非曲直。
黄克诚听了之后，耐心地开导他们说：“我们党的历史很复杂，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够把历史上所有的旧帐都翻出来细算，这样对党、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好处。再说，为个人问题去纠缠历史旧帐，很不值得。我们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不要为争个人的是非高下而浪费掉为党工作的时间。”
三○一医院。
温柔的阳光和初夏的景色装饰着这个清幽的庭院。鸟儿在枝头歌唱。到处流散着浓郁的香味。
护士丁冬主要处理所有医嘱，对好药，安排各位首长吃午饭等事务，除此以外也就没有什么事。中午十点半以后，她准备下班了。
就在这时，丁冬注意到在四床的首长，饭后习惯地在内走廊散步。
丁冬生性话多，说道：“首长，天气这么好，您为什么不到外走廊散步呢？照照紫外线，有利于身体恢复呢。”四床首长微微地笑了一下，在丁冬面前停了下来：“小鬼，你值班啊！”
“首长，您对午饭还满意吧？”丁冬真诚地问。
“满意！满意！这儿的一切都不错。”那位首长忙不迭地点头，眼睛和头却时时向着黄克诚住的那个方向。
“最里面那个病人，黄克诚，他……他最近好吗？”首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丁冬不由得生出一种感觉，心想他和黄克诚之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首长，你们是不是以前认识？”
“哦，认识，很久以前……”四床首长避开护士丁冬的眼睛，向走廊的另一头望去。
这天，警卫参谋刘长春搀扶着黄克诚在病房里来回走着。这是黄克诚每天下午要坚持的一个活动项目，医生交待他要加强腿部肌肉的锻炼。
黄克诚对医生嘱咐执行得一丝不苟。每一步迈出去，都有固定的距离。
他力争迈好每一步。
这个时候，黄克诚喜欢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
“黄老，住在四床的那位首长，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托我们向您问好。”
刘参谋说道。
“哦？！四床首长叫什么名字？”黄克诚听了之后，感到有点惊奇。
刘参谋望着护士丁冬。于是，丁冬说出了四床首长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黄克诚的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
“他总是念叨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不肯亲自来看您。”刘参谋继读说道。
“你再见到他，就说我有时间去看他，多年不见了！”黄克诚微微一笑，显然想起了那个人。
不久，刘参谋和护士向四床首长转告了黄克诚的话。老人端着一杯水，坐在沙发里，用心地听着。
忽然，他那端茶杯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茶杯放在了身旁的小茶几上，茶水溅出了一些。看起来，四床首长有些激动。
他用手扶着头，脸上的表情显示，他在回忆往事。他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喃喃地说：“老首长啊，老首长……”
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怎么能让黄老来看我呢？我应该立即去看他才是！”
两人相见了。
远远地，四床首长伸出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黄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还是黄克诚先开了口，让他坐下，关切地询问起他近些年来的情况。
黄克诚端坐在轮椅上，瘦削的双臂支撑在扶手上，双手交织在胸前，微微地颤抖着，可是，脸上的表情宁静而安详。四床首长侧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面向黄克诚，很认真地回答着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们谈起了往事。
渐渐地，随着话题的拓宽，两位老人之间出现了轻松和谐的气氛，笑意荡漾在两位老人的脸上。
尤其是四床首长，原先存在于他脸上的恐慌、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被一种由衷的敬意所代替。
四床首长和黄老道别后，慢慢地向外走。到了门口，他停下来。他再次回到黄老身边，握着黄老的手，连声说道：“谢谢您，黄老，谢谢！我会常来看您的。”
黄克诚对他前来看望表示感谢。脸上流露出轻松的笑意。
原来，庐山会议上，当时还年轻气盛的四床首长，对黄克诚说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很不负责的话。庐山会议后，处于逆境中的黄克诚，把一些同志对他的误解深深地埋在心底，只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这么些年来，四床首长一直怀着深深的愧疚，以至于他与黄克诚住在同一医院，同一楼，却没有勇气面对他。
黄克诚以他那宽大的胸怀接纳了四床首长。
事后，黄克诚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不说假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也不容易，过错不能算在一个人头上。”
以后，黄克诚每谈起这些往事，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一笑了之：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成为过去！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黄克诚不顾年迈体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非常关心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后的军队建设，多次找主持军队工作的同志谈话，建议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
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黄克诚虽已八十高龄，又双目失明，仍竭尽全力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兢兢业业地工作。
黄克诚一向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他对脱离群众、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各种错误倾向，疾恶如仇，并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黄克诚经常教育纪检系统的干部，要秉公执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不管他是谁，纪委都要去管，“天王老子也不放过。”
他对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更是从严要求，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肯讲情面。
1980年，总参谋部一位首长，为了欢迎有关部队的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设宴，花掉四百元公款。
黄克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责成军委纪委派人调查，严肃处理。
问题查清后，有关同志向黄克诚汇报说，请客的那位总参首长是黄克诚的老部下，用公款请客吃饭的人到处都有，这次的事情并非多么严重，下不为例就是了。
但是，黄克诚坚持原则，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仅要有关责任者作出深刻检查，而且要按照“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让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四百元钱付清饭费。
这时，又有一个同志提出一个变通的处理办法，说饭费一定要付清，但不要由一个人出那么多钱，而由所有吃客饭的人共同分担。
黄克诚毫不让步，坚持“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不能违背。他严肃地说：“当前我们党内所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有直接关系，这是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用公款请客吃饭，就是在吃老百姓的血汗，岂能容忍这种现象蔓延！不要把这类问题看作是小事一桩而轻易放过，否则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和国民党没有两样了。在端正党风的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是我的老部下，越要从严要求，不然怎能服众？”
最后，请客饭的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了钱，作了深刻检查。黄克诚将此事予以通报，给全军高级干部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开始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有人回顾和总结历史，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他们不是出于公心，而是意气用事。
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正常倾向。
1980年11月。北京。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黄克诚正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要知道，这是黄克诚不顾年迈体弱，双目几乎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作报告。
报告持续了长达四、五个小时。
黄克诚针对党内和社会上一度出现的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评价，严肃批判了某些人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作法。
会场上，回荡着黄克诚沙哑然而有力的湖南口音：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直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大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讲的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接着，黄克诚讲述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
然后，他继续讲道：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奉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黄克诚指出：“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黄克诚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全场。接着说：我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贪多图快的错误。另一条是他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且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斗争，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有些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小平同志讲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么大的错误呢？！当然，毛主席是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大家来分担责任，那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毛主席的担子也就轻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历史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黄克诚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后，说道：“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最后，黄克诚讲道：“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年人的讲话给予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黄克诚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
黄克诚的这篇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动得热泪涌流，为他这种出于公心，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品格所折服。
但是，也有人不解地说：“黄克诚没被整死就算是万幸了，想不到他今天还讲这样的话。”
黄克诚听到这种反映，非常严肃地说：“只要我还能讲话，就要这样讲。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
人们听了之后，不由得肃然起敬。
黄克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曾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摧残，但他能够公正地看待这一切。即使是对那些曾对他“落井下石”的人，黄克诚胸怀坦荡，也给予谅解。
庐山会议上，黄克诚的一个老部下，也紧跟风向转弯，跳起来大骂黄克诚是老右倾。在十年动乱中，这个人又作为林彪、“四人帮”的得力干将，异常活跃，干了许多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坏事。
“四人帮”垮台后，黄克诚的这位老部下，因为对党和人民犯有严重罪行，被判刑入狱。后来，此人身患重病，提出监外就医。
当时，司法部门曾向黄克诚征求意见。结果，出乎常人所料，黄克诚除了同意让此人执行监外就医外，还特意提出把此人的妻子从浙江老家接到他身边，进行照料。
天空越来越昏暗。
户外萧索的秋雨，越下越大。
风儿卷着雨星从窗外飘进屋里，落到黄克诚脸上。
黄克诚忙让工作人员在院里放上一个脸盆接雨水。他要用这种方法测量降雨量。
平时，不论到什么地方，黄克诚总忘不了带着一个脸盆。
这倒不是为洗手洗脸用，而是用来接雨水的。
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时有调换，但是他们都知道黄克诚有这一个下雨量雨、下雪量雪的老习惯。
方寸之间，装着老将军忧国忧民的心。他对农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对农业生产无时不挂在心头。
即使在他身处逆境之时，黄克诚的这个习惯，仍然坚持不辍。
一听说天旱缺雨，黄克诚真是比农民还心焦。
夜里，一听到外面刮风的声音，黄克诚就披衣而起，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仰望着天空盼着下雨。
只要下起雨来，不论白天黑夜，他总是把脸盆端到院子里接雨水。看着脸盆里的雨水渐渐多起来，他的脸上会绽开孩子般的笑容。
雨一停，黄克诚就跑到郊区问农民：“雨下透了没有？旱象解除了没有？”
有时，日子长了不下雨，黄克诚就会寝食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又旱了！农民要遭殃了。”
到了晚年，黄克诚忧国忧民的感情愈加炽烈。
他双目失明之后，就靠听广播和由秘书读文件资料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情况尤为关心。黄克诚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每天一到电视新闻和气象预报节目时间，他总是准时端坐在电视机旁，聚精会神地听电视。如果听到哪里发生了灾情，他立即让秘书打电话询问灾区的情况，看看群众的生产生活是否得到妥善安排。
黄克诚只要听到有关群众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之类的情况反映，就立即打电话问有关领导看到了这份材料没有。如果没有看到，他就把材料转去或建议有关领导同志的秘书呈阅。事后，他还要了解处理情况，直到问题解决才放心。
在他病重住院期间，黄克诚常常语重心长地对人说：“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解决人民温饱是个大问题。中国历代有识之士曾为此做过各种设想和努力，但都未能如愿。是共产党的领导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仍不可掉以轻心，困难还不少，我们国家现有的粮食并不多，尤其是我们还不具备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的条件。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节约，不能伤农、坑农。否则，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会饿死人。”
双目失明以后，黄克诚感到最大的痛苦并不是生活上渐渐失去了自理能力，而是他感到由于看不见东西，觉得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好象隔了一道高墙，看不见群众脸上的喜怒哀乐。
这对于一个在战争年代就与群众建立了骨肉深情的将军来说，实在痛苦极了。
在短暂的心焦过后，黄克诚正视现实，立足现有的条件，力争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广泛与外界联系。
每天散步时，黄克诚一定要让护士和警卫参谋把自己领到农民的庄稼地旁去。
他看不见庄稼的长势，但从农民地头默默地走过，也是一种慰藉。
那是秋季的一天下午。北京郊外。
成熟了的玉米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是风在作怪。
成群的麻雀不时像一片乌云似地从玉米地里腾空而起，一会儿又像雹子似地纷纷散落在田间小路上。黄克诚正在警卫参谋的陪伴下散步。
偶尔，一只小鸟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接着又向远方飞去，田野里很是宁静。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小刘，你去看看，前面来的是什么人？”黄克诚忙停下来，对警卫参谋说。
“是个农民。”一会儿，警卫参谋回答道。
“快领我过去，我要和他谈谈！”黄克诚一听，非常高兴。黄克诚和农民握过手之后，便详细地问起他的收入，生活情况。
这位农民当然不知道，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双目失明的瘦老头，就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黄克诚大将。但是，他看得出这是一位大首长。
农民带着欣喜的神情，向黄克诚描绘了实行责任田制度以后农民富裕的生活。
黄克诚听了之后，脸上也浮现出抑制不住的喜色。“这好那好，难道再没有什么问题了？”黄克诚又问。“说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