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调寄蝶恋花桃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黄克诚马上休克了。
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僵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给黄克诚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对此，黄克诚十分气愤。他马上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年8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时，监管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检讨应付差事。到1973至1974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德怀因病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晓，后来才听说此事。
1974至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便可取而代之，没想到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
1975年1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住进三○一医院。一个时期后，病情渐渐好转。
黄克诚夫人又给邓小平写信，请求解除黄克诚的监护。专案组说在他们的材料上签字后，就能上报解除监护。此事因专案组和黄克诚在材料签字上有不同意见，拖了很久。
后来，黄克诚夫人对他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于是，黄克诚勉强在材料上签了字。
专案组如释重负，马上对黄克诚宣布：中央决定给你解除监护，仍回山西任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回山西去了。1975年秋，黄克诚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他参加工作之意，但不几天就变了，说黄克诚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市外晋祠去住。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各条战线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当邓小平要系统地有步骤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事情起了变化。
1975年底，在江青集团煽动下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炮制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把各方面的整顿诬为“全面复辟”，揪邓小平的代理人。
邓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黄克诚等一大批老干部未得到解放。
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第十四章 平冤案尽心力晚节称典范
“四人帮”垮了台，黄克诚被解除了“监护”，从外地回到了北京。
黄克诚住在西郊的一家招待所。没有人来看望他，陪他的只有一位不大爱讲话的战士。黄克诚觉得很寂寞。
这天，他拄着拐杖，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到对面的总后勤部看一个老部下。
他们很熟悉。但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往过。
老部下还不知道他回来了，黄克诚就去找他。“四人帮”倒台了，还怕什么？
黄克诚拄着拐杖，磕磕绊绊地向前走着。
七十多岁的人了，双眼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几步之外的人都看不清面容，拐杖是他的眼睛。
到了总后勤部，黄克诚没有找到老部下。
他又问了其他几个熟人的下落，但是都没有结果。黄克诚感到很累，准备回招待所。
路上，黄克诚忽然想起总后还有一个熟人：自己过去的警卫员王秀全，现在总后开汽车。
于是，黄克诚步履艰难地来到了小车队调度室。“老王，有人找你！”
一个人找到王秀全说。
王秀全来到调度室。
当他认出来人是黄克诚将军时，又惊又喜。
王秀全从五十年代初就在黄克诚身边工作。后来，黄克诚遭受厄运，他被迫离开了。这些年他时时刻刻挂念着黄老。没想到，现在在这儿见到了老首长，拄着拐杖，步履瞒珊……王秀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小王，你这些年还好吧？”倒是黄老先开了腔。“我什么都好，只是首长您……”王秀全说着，鼻子一酸，没再说下去。
黄克诚放声一笑。
“这不挺好吗？现在我又回来了嘛！”说着，他用拐杖在地上连敲了几下。
接着，他们拉起了家常。
王秀全把黄克诚送出大门口，看着首长过了马路，他才回去。
当晚，王秀全到招待所看望黄克诚。
“黄老，您以后出去办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用车送您。您这么大年纪了，走来走去太不方便了。”王秀全悄悄对黄克诚说道。
黄克诚听了之后，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黄克诚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历史上，他曾因坚持正确意见而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降职、撤职，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黄克诚刚正不阿，不盲从，不苟同，始终不变。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罢官近二十年。但是，不论对家属，还是对亲朋好友，黄克诚始终没有吐露庐山会议上的任何情况。
在他晚年时，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纷纷登门拜访他，请他讲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黄克诚都一概拒绝。
对于自己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黄克诚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
一次，一位老同志为他鸣不平：“这些年来，对你实在是不公平。”
但是，黄克诚却坦然说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役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吗！比起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肺腑之言，掷地有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他不顾年高体弱，把全部身心扑到工作上。他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为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倾注了大量心血。
但是，谁能想到，此时他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乎反。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冤案在身，也属该平反之列，他想到的是全党。
熟悉情况的同志，不止一次地建议他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平反。
“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就行了！”黄克诚不以为然地说。
“黄老，起码庐山会议后，您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予以恢复。”一次，有位同志对黄克诚说。
“降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黄克诚坦言，坚持不同意向组织上提工资的事。
黄克诚为革命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从没有因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上伸过手。
直到弥留之际，黄克诚还颤抖着双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嘱，叮嘱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不要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财，一定要听从组织上安排，不准额外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
黄克诚虽然对待自己的冤案漠然置之，但是对其他在历史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大批同志，却报以极大的关心和热忱。
黄克诚常常亲自接待来访，听申诉，听汇报，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询问情况，催促有关部门抓紧对冤案假案错案平反，细致入微，一丝不苟。
黄克诚这种公而忘私，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得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黄克诚珍惜国家和人民的一草一木，从来是一丝不苟。公家的资财，哪怕是浪费掉一分钱，他都心痛。
他一直住在原来那座破旧的房子里。这是一栋解放前留下来的房子。这房子夏天下雨时漏水，冬天透风，陈旧的锅炉怎么烧温度也上不去。夏天下雨时，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克诚卧室的床上，他不得不在床中央放个接水的脸盆。
为此，管理部门多次动员黄克诚搬迁或是翻修住房，他们考虑到让一位年迈多病的首长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很不合适。但是，黄克诚就是不答应。
黄克诚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
黄克诚住的那所房子，因年久失修，房顶已变腐朽。
有一次，从房顶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他的床边，幸好没有伤着他。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才同意把房子翻修一下。后来，当他听说维修费要好几万元钱时，他坚决不同意。
黄克诚说：“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把哪里修一下好了。简单地修修，下雨和化雪时不漏水就可以了。能节省一点就是一点嘛！”
就这样，按照他的意见，从工程连抽了几个小伙子，爬上屋顶，把瓦倒腾了一遍，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完事了，前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黄克诚的住处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闹市上，房边又有一个消防站，汽车报答器经常出其不意地狂叫起来，黄克诚常常在睡眠中被吵醒。
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这里吵得太厉害，还是换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吧。管理部门也要给他调换一所安静的住宅。但是，黄克诚不同意。
黄克诚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确是有点吵，但并不是不可以往，一搬家就得费时费力花钱，没有这个必要。再说，我怕吵搬走了，别人来住不是照样吵吗？”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自家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年轻人坐在屋里还冻得跺脚呢，何况一个年迈多病之人。
在他家门前地下就是一条热力管道。工作人员把这一情况反映上去后，服务部门立即决定对黄克诚家的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暖气。
水暖工很快就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屋子里外满是坑坑沟沟，眼看就要安装管道了。
就在这时候，黄克诚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次暖气改装要用去近三万元，他立刻不高兴了。
黄克诚批评了工作人员。他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在正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就已经不错了。”
就这样，已经挖开了的地下管道又填上了土，准备好了的暖气设备又退掉了。
一天，黄克诚发现工人给他家的院子里运了许多砖，而且还在不断运着。
黄克诚问工人拉来这么多砖干什么，工人告诉他：“你们家这个街门又低又旧，很不成样子，准备修一个好一点的大门楼。”黄克诚一听，马上来了火。
“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修门楼的事，就这样也被制止了。
黄克诚看起来太固执了，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然而，大家都觉得他住在这样的陋屋里，实在太委屈了。没有“将军府”，可也不能太简陋了。
考虑到住在这样的环境和屋子里，不利于黄克诚养病，同志们又想了个点子，劝他到玉泉山去住一段时间。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疗养点，黄克诚应该去。
开始，黄克诚就是不松口，说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去疗养。后来，同志们说到了玉泉山照样可以工作，他才答应了。不过，黄克诚提出两个条件：家里的人包括老伴不要去；去后的伙食费不要补助，吃多少由他自己负担。
这就是黄克诚。
1983年夏。玉泉山。
黄克诚在住地院子里散步。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见熟透的樱桃挂满枝头，便向往地管理人员要了一些给黄克诚尝尝。
黄克诚边吃边说：“这樱桃味道还真不错，好！好！”工作人员听了都非常高兴。
忽然，黄克诚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道：“这樱桃是哪里来的？”
工作人员不敢隐瞒，如实相告。
黄克诚马上生气了，批评工作人员道：“我们不该无偿占用公家的东西。
立即给他们送钱去！“
当即，工作人员向住地管理人员按价付了钱。
一个星期天。
黄克诚住地热热闹闹，笑声阵阵。
原来，黄克诚的家属子女到玉泉山来看望他。
忽然，“呼”地一声，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不小心把一个公用茶杯打碎了。
于是，黄克诚吩咐工作人员去买一个新茶杯补上。
“这里的东西坏了，再去领一个就是了，用不着自己买。”工作人员对黄克诚说。
“你是一个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忘记了吗？损坏公物要赔偿，这是我们军队的老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不能因为今天当了高级干部，就不守规矩，搞特殊。”黄克诚神情十分严肃。
工作人员听了黄克诚的话，深受感动。于是，便从黄克诚的生活费里取出钱，买了一个新茶杯作为赔偿。
黄克诚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但是，在他家里，却看不到一点“高干”的气派。
也许会有人认为，像黄克诚这样一个大将，按他的职务，他的贡献以及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还不拥有好几部小车？其